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在这个轻佻的时代,还有各种各样的示范。有的想跟着一些优秀作家前行,有的却想跟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作家学习,走另一条企图一夜蹿红的捷径。
文学如今是一个令人晕头晕脑的选择。作家们没有多少时间静下心来写作,他面临着每时每刻的决断;常常是从那条路上转来,从这条路上回去,在路上不停地转悠,到头来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究竟要怎么写,他们崇尚什么,有什么不变的立场。
其实这种乱相在20世纪80、90年代早就存在。我也经受过那种游移不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跟风写作。说起来是浮躁,实际上是势利。但是我自己回忆起来,根本的原因还不在此,根本的原因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自己的阶级,没有与时代同行。加之十年写诗,那种随心所欲的、热衷于语言凝炼和音乐感的思维惯性,使我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没有了重量。最要命的是失去了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文学是政治的回声,是现实的投影。生活在急遽地变化,社会在激荡中变革,它必须占领作家的写作空间。可遗憾的是:我在它的外围,进行着不痛不痒的、自我陶醉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拒绝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但是这一切的问题要归咎于你对现实生活的投入与参与。我跟许多人一样,我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是在知青时代。仅靠回忆写作是不够的。已成名作家仗着他们的名声和批评家起哄式的批评,会占到便宜,像我们这等人,仅仅用回忆、移花接木加才华,想写好乡村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时代,三十年来空前绝后的动荡更新,使我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格局完全改变了,人性在每时每刻遭受着煎熬,变得扭曲,甚至变得残忍,也有时变得分外动人。我以为,我们的生活被摧毁和重建的程度并不比任何一次战争的惨烈低多少,大量的流离失所、迁徙、无家可归;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离别、眼泪、牵挂、思念,充满了失踪、寻找和归来。而乡村——以我近些年的参与为例,我亲眼见过连两元钱的特产税都交不起的场景,也见过戏剧性地结束几千年来的农业税收取的历史时刻;我揪心地见过身无分文、家无存粮的家庭,到今天我看到这样的家庭由乡村低保完全转入城镇低保(主要是残疾呆傻人)。
如果你仅仅只是听说,你的身体依然呆在城里,你只想通过互联网搜索乡村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我想你依然解决不了问题。你必须身临其境,与劳动者同悲欢、共幽愤才可能找到你的位置。
深入生活,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词。深入生活也有几种姿势。有的人去管事,天天参加会议,听取汇报,还配有专车。可也有另一类人,为了得到真实的信息,放下身段,以一种极其普通的身份,深入民间进行纯个人性的调查,不让他的观点带一丁点官方色彩,在心情上与农民对接。我就是这类深入生活者。我虽然挂了点小职,却坚决不要办公室,不开会,不要车,不要接待,与当地的一二好友,钻山入林,睡在农民家里。我终于知道了当代农民、农村的生活,知道了他们面临的困境,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老人,他们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在大山深处的那种生存现状,山里的景物,山中的生活细节,他们的故事。
这件事发生在2000年。那时候我感觉到江郎才尽,那时候我感觉到我必须避开众人,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它必须远离城市。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孤僻性情,不爱热闹。那时候,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我已经非常悠闲了,心无挂碍,我想我可以像那些唐代的诗人们,满世界去游历了,或是躲进山中修道了。我是这样寂寂地到神农架去的。我买了一件棉大衣,一个电筒,一把跳刀,就这么走了。世人只知道神农架是风景区,可景区只是一小块,而不知神农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
我也不是去访贫问苦,抱着写贫穷和蛮荒的想法去的。我只是想躲避,想出去散散心,到山里转转,如此而已。老话不是说过吗?山能平心,水可涤妄。
可是,就是因为我这种深入生活的姿势,我遭受到了心灵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我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理想的人,我是一个诗人,对乡村诗意的发现我肯定比一般人更敏感。但我无法蒙住自己的眼睛。也许年轻时,我对乡村的诗意描写总是春风、碧波、小苗出土、金色的秋天、夏日的荷莲与蝉鸣、吱呀的水车、禾场的欢笑、翻耕土地的气息、村姑的美、村寨的月夜、优美的民歌、鸡鸣狗唱、炊烟等等。可是,44岁的眼光不再浪漫,我从城市来到多年未曾叩访的深山,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家一家的家徒四壁,看到了破败的、充斥着畜便臭味的村庄,看到了在漫山红叶中的乡村辍学孩子的苦役,看到了在电视、报纸甚至于小说之外的另一种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让人揪心、牵挂,并且让人不平。
美好的东西来自于自然,来自于他们的心灵。那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忠于职守的了望塔看守人(《云彩擦过悬崖》),那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