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紫颜色》以塑造一个备受摧残、沉默寡言的黑人女性这一表象为掩护，藉“女同性恋小说”文本形式向男权统治宣战，颠覆和否定了黑人女性所处的“他者”地位。小说运用双层文本叙述策略既揭示了黑人妇女生存的困境，又强调了黑人女性团结的重要性以及重建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必要性。

　　关键词：表层文本隐含文本女同性恋妇女主义

　　一、 引  言

　　艾丽斯·沃克的代表作《紫颜色》使她成为第一位荣获普利策文学奖的黑人作家。该小说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讲述了一个平凡的黑人少女西丽如何走出男性传统的樊篱、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西丽作为一位身处男权社会边缘地位的“他者”妇女，长期生活在沉默的世界里，看不到自身的价值，也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她唯一能够摆脱困境的方式就是寻找一个声音来打破这种沉默的被动地位。因此，沃克赋予小说一个独立、叛逆的声音，那就是蕴含男性气质的莎格，西丽的同性爱人。这样，小说就具备了双重声音、双层文本，西丽软弱无力的倾诉和莎格刚强鲜明的声音时常交织在一起，让读者难以分辨。小说的表层文本描述了黑人女性忍辱负重、寻找自己声音的艰难历程；而隐含文本则颠覆了男性的“霸权话语”，宣扬了沃克提出的“妇女主义”，赞美了黑人女性的姐妹情谊，强调了重构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的重要性。

　　二、 表层文本——黑人女性困境的书写

　　在《紫颜色》的表层文本中，西丽通过笨拙的书写述说着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妇女的不幸。十四岁的西丽被继父玷污，先后生下了两个孩子。懵懂的年纪，西丽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茫然不知所措，她不敢向任何人吐露事情的真相。在继父的淫威下，西丽被剥夺了话语权，坠入苦难的深渊。在此后的日子里，西丽一边忍受着继父的蹂躏，一边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支撑起整个家庭，因为妈妈死了，她必须负担起照顾更小的孩子和料理家务的责任。虽然西丽不言不语，但她是善良而敏感的，当她发现继父将邪恶的目光投向妹妹耐蒂时，她毅然将妹妹置于自己的庇护下，选择牺牲自己来保全妹妹的清白。当继父终于厌倦了他的玩物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将西丽像卖东西一样嫁出去。而西丽的丈夫某某先生想要娶她的理由无非是为了找一个能给他照看孩子的人，当然西丽的继父许诺送给西丽一头牛作嫁妆也促使他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就这样，西丽麻木地接受继父的安排，稀里糊涂地变成了某某先生三个孩子的继母。

　　西丽在某某先生家的生活显然是她以前所遭受的苦难的延续。她悉心照料三个邋遢的孩子，精心照看菜地和农田，但这一切的辛苦丝毫没有打动丈夫的心。在某某先生眼中，妻子必须像骡子一样担负重荷、任劳任怨；而且，他把西丽当成泄欲工具，全然不顾西丽的劳累和感受。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西丽却几乎没有和丈夫说过话，更不用说去了解他，以至于多年以后她才知道丈夫的名字。更可憎的是，丈夫在西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公然把情人莎格带回家治病，并要求妻子照顾她。面对丈夫给自己带来的耻辱，西丽没有任何反抗，而是默默地遵从着丈夫的号令。西丽的愿望很简单，只要能活着，哪怕是苟且偷生地活着也就足够了。她认为顺从丈夫的意志对于她乃至所有黑人妇女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更可怕的是，西丽像其他成千上万的黑人妇女一样，潜意识地将父权文化所强加给她们的价值观念内化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而且从来没有质疑过。虽然西丽曾经对有独立精神、自由自在生活的黑人女性暗地里向往过，但当她得知儿媳索菲娅像男人一样主宰自己的家庭时，她本能的反应就是建议索菲娅的丈夫使劲揍她。女性间的分离和嫉妒割断了联合起来对抗父权文化的可能性，甚至连维护自己尊严的能力都没有。

　　由于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和关心，又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和出路，西丽只好把自己所有的感受寄托在写给上帝和妹妹耐蒂的信中，试图在写信的过程中发掘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长期的沉默使西丽退居到一个被人忽视的角落，但同时又赋予她理性和细腻去观察身边的人和事。西丽以写信的方式不断地扩充自己的认知范围，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潜意识地助长追求自身价值的渴望。其实，上帝永远不会对西丽写的信有任何回应，而耐蒂四处漂泊也无法及时给姐姐慰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信件就是受尽凌辱、身心俱疲的西丽写给一个思维成熟、意志坚定、理想化的黑人女性的信。在写信的过程中，西丽的挣扎真实地反映了黑人女性努力打破沉默、寻找自己声音的艰难历程。

　　三、 隐含文本——黑人姐妹情谊的见证

　　在小说的表层文本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种文本，即“女同性恋小说文本”。作者安排莎格自由穿梭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并且成为西丽的爱人，以这种隐蔽的方式向男性霸权统治发起猛烈的攻击，同时巩固了黑人妇女之间的团结和情谊。

　　莎格是一个与黑人女性传统格格不入的反叛女性，甚至具备某些处在霸权地位的男性的特点。她不会料理家务、不懂照顾孩子，她喜欢把自己打扮得艳丽夺目，站在灯光绚烂的舞台上尽情歌唱。她时刻以自我为中心，把享受生活当作是人生全部的内容，她和西丽过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而沃克却别出心裁地让两个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通过莎格的语言及行动把西丽长期压抑的心声全部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莎格就是逐渐成长起来的西丽的影子，是西丽内心深处等待爆发的另一个自我。沃克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一篇题名为《美：我与另一个我共舞》里强调过两个“自我”的和谐性。她说她梦见两个“自己”翩翩起舞。她满心欢喜，沉醉于这种美好的氛围，她说：“我们拥抱着、亲吻着，我和另一个自己跳了一夜舞。我们跳得酣畅淋漓，她那么美丽，那么独立，那么自由，她就是我。”莎格的出现使困惑、麻木的西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西丽逐渐从莎格身上感受到深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反抗的、自由的自我的存在。

　　黑人学者贝纳·贝尔指出：“同性恋是西丽走向自我，走向姐妹情谊和人间所有情谊的桥梁。”莎格和西丽之间的情谊不仅局限在两人对对方身体的欣赏上，更重要的是莎格唤醒并鼓舞了西丽追求幸福的意志，帮助西丽摆脱了所有男权文化及白人文化强加给她的价值观念。

　　在莎格的引导下，西丽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自己的身体，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女人的欢娱。虽然西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可她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困惑不解的，甚至是惧怕的；所以当她明白自己的身体也能迸发出激情时，她欣喜若狂，喜极而泣。一旦最原始的情感和欲望被唤醒，西丽开始对自己有了重新的认识，对生活也开始了美好的憧憬。尽管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朦胧的，但对西丽来说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生转折。

　　促使西丽毅然决定离开某某先生的根本原因，是她在莎格的帮助下对上帝以及男权文化有了实质性的认识。生活在白人文化和男权统治社会的西丽一直想象着上帝是一位慈眉善目、长着白胡子的白人老头。但是莎格告诉她：“上帝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是一切，现在的一切，以前的一切，将来的一切。”莎格是个虔诚的“泛神论者”，她坚信上帝存在于万事万物中，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上帝无处不在；而且上帝喜欢所有信仰它的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在莎格看来，上帝、人和世上的万事万物是和谐统一的，上帝根本没有种族色彩、更没有性别，它是一种精神，一种贯穿自然和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

　　当西丽向莎格倾诉她对男人的困惑和恐惧时，莎格喊出了具有个体意识的女性宣言：“男人腐蚀一切。他坐在你的粮食箱上，待在你的脑子里，收音机里。他要让你以为他无所不在。你相信他无所不在的话，你就以为他就是上帝。可他不是。如果你在做祷告，而男人堂而皇之地一屁股坐下来接受你的祷告的话，你就叫他滚蛋……”（151）这一宣言是对男权统治的绝对挑战，同时也凝聚着成千上万个被剥夺话语权的黑人妇女反抗压迫的梦想。西丽被莎格强有力的反叛话语深深触动了，她虽然没用任何激烈的言辞来表示她的震撼和认同，但她决定不再给上帝写信。西丽在莎格的激励下，逐步地把那个麻木、愚钝的自我赶走，取而代之另一个独立的、叛逆的自我。终于有一天，西丽面对丈夫的凌辱不再沉默，毅然宣布要离开这个家，冲出带给她无尽苦难的牢笼。西丽爆发性的反抗让丈夫措手不及，他惊慌失措，恼羞成怒，企图用最歹毒的话语咒骂她，用最粗暴的方式殴打她，但西丽毫不畏惧，她大胆地反驳：“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有一个声音在对想听的万物说，不过我就在这里。”（160）西丽用朴实的话语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同时宣告了想要摆脱“他者”地位的决心。

　　离家出走后的西丽在莎格的鼓励下，开始以做裤子谋生。事业上的成功和经济上的独立让西丽更加肯定自己生存的价值，对生活倾注了更多的热情，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西丽和莎格朝夕相处，互相扶持，对莎格的依赖和爱慕是她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她曾经幼稚地认为莎格就是她爱情的全部。因此，当莎格又爱上了一个年轻小伙子时，西丽非常气恼，但此刻她已经转变成一个思维成熟，颇为自信的女性，所以她很快意识到爱一个人应该给予她享受生活的所有权利。西丽学会放开心胸，真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包括曾经虐待过她的丈夫。自西丽离家后，某某先生认真地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的粗暴和鲁莽忏悔。当再度见到焕然一新的西丽时，他既羞愧难当，又为妻子的转变惊诧不已。而西丽在历经风雨后，终于心平气和地和丈夫肩并肩坐在一起，谈友谊、谈生活、谈上帝以及他们共同爱着的人。这一刻，父权文化铸就的男性和女性固有的关系模式被打破了。只有男性和女性都能意识到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的重要性时，生活才是美好的、充满希望的。这一点和沃克的“妇女主义”是相吻合的。

　　四、 结 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权利运动尤其是黑人女性权利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备受压迫的黑人女性生存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仍有成千上万的黑人妇女生活在社会“边缘”，黑人妇女问题亟待解决。《紫颜色》的表层文本就是以一个普通黑人少女的成长历程为线索探讨了黑人妇女面临的一切苦难和障碍以及黑人内部的关系。而小说的隐含文本即“同性恋文本”则以同性间相亲相爱的最极端的方式，说明黑人妇女相互之间的团结和扶持是帮助她们反抗父权、走向独立、同时重新建构和谐的两性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琳：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