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超验主义的维度解读了《红字》的宗教思想。在超验主义思想的启示下，霍桑通过《红字》暴露了人类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二性对立的灵魂，并进一步揭示了善恶相生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犯下罪恶就是救赎的开始，从而为正视清教主义的罪恶找到了勇气。

　　关键词：超验主义灵魂二性对立善恶相生救赎

一

　　超验主义的诞生与霍桑的文学生涯差不多同步，它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新英格兰。尽管超验主义者人数甚少，但超验主义运动的影响却是深远持久的，波及到了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吹响了美国精神独立的号角”，为美国文学的自觉提供了足够的动力。“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等一代美国文学大师，无不深受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姚乃强和胡允桓两人都在各自《红字》译序中提到了霍桑的创作受到了超验主义的影响。姚乃强指出：“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他对这种变化迷惑不解，加之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在政治上采取了保守的立场。这种保守性还因受到他世界观中强烈的清教徒意识（加尔文主义）、超验主义（爱默生的自助哲学）以及神秘主义等的影响而盘根错节。”胡允桓也曾在译序中写道：“1842年婚后，霍桑便迁到康考德居住。这里不仅是爱默生的家乡，而且是梭罗‘返回自然’的基地，堪称是那一代超验主义文人荟萃的大本营。可想而知，霍桑后半生多在此地居留，与那里的哲学和文学氛围大有关系。”（p.1）霍桑不光是接触了那种超验主义的氛围，他本人还的确进入到了超验主义集团中。但霍桑却不是超验主义者，也没有完全接受超验主义思想，甚至对爱默生他们那种将人性提高到神性的盲目自信不以为然，正因如此，他的代表作《红字》的超验主义解读还处于一种仍待完善的状态。事实上，如果采用超验主义的视角对《红字》进行解读，我们不光可以弄清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而且还可以更加透彻地厘清作品中的清教主义思想。本文将从超验主义对霍桑的启示及其在《红字》中的表现入手，深入探讨该部作品中超验主义维度上的宗教思想。

二

　　要从超验主义的视角解读《红字》，首先得回顾一下霍桑和超验主义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弄清霍桑对待超验主义的态度以及超验主义如何影响霍桑的文学创作。超验主义可以说是自然神论、浪漫主义以及美国革命等共同作用而催生的。它很容易被看成一种单纯的哲学思潮，但“超验主义诞生的直接条件是波士顿一位论派。最初的超验主义者中有许多人，其中包括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俄瑞斯特斯·A.布朗森、西奥多·帕克和乔治·里普利。他们都是一位论派传道人”。正因如此，“超验主义的形态基本上是由这些宗教人物所反映的宗教背景所决定的。超验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宗教运动。”

　　超验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姊妹运动，发端于对一位论派神学思想的批判，同时采纳了威廉·艾勒里·钱宁的理论。因此，超验主义强调情感和直觉的作用，相信“超灵”的存在，并将人性提高到神性的高度，鼓吹人和自然都具有神圣性，并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超验主义者还把自己的各种思想付诸实践，建起属于他们的乌托邦——布鲁克农场。超验主义当时的确振奋人心，给人希望，但又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过于自信。

　　霍桑与超验主义的接触，或许要归功于其妻索菲亚·皮博迪。索菲亚一直都是爱默生的忠实崇拜者。1838年，霍桑遇上了索菲亚·皮博迪，堕入爱河。为了攒钱结婚，在富兰克林·皮尔斯等人的帮助下，他在波士顿海关找到了一份工作，当煤盐计量员近两年。接着，他入股参加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创办的布鲁克农场。1842年，时年38岁的霍桑与皮博迪建立了家庭。婚后他们居住在康考德，这样就与超验主义的接触获得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在布鲁克农场劳动几个月以后，当要回萨莱姆去看望母亲和姐妹时，霍桑给索菲亚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布鲁克农场的生活相当失望。而当9月份再返回到布鲁克农场去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作为一个劳动者，而是想尝试一下作为寄膳者住在那里看能否从事创作，然后他好同索菲亚结婚。

　　超验主义布鲁克农场的试验以失败告终。对爱默生这些超验主义者，霍桑颇不以为然，而爱默生对霍桑的看法也似乎一样。虽然霍桑同富勒和梭罗等超验主义者的关系要比与爱默生的真诚得多，但也并不是志同道合。霍桑对超验主义的怀疑和拒绝，简直完全否定了超验主义对霍桑的影响。但我们还得追问一个问题，霍桑凭什么怀疑和拒绝超验主义？其实答案很简单，霍桑是凭他对超验主义的了解以及自己怀疑的个性。不管怀疑还是接受某种事物，一个人只有在了解这个事物之后才能采取相应的态度。这里本文想要摆明的观点是，霍桑对超验主义知根知底。不管霍桑与爱默生、梭罗等人之间的观念分歧有多大，他们经常聚会，一块讨论各种问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霍桑本人的性格使然，用若即若离来形容霍桑与超验主义或者超验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说他们之间没有关系吧，霍桑又同超验主义者爱默生、梭罗等人交往颇多，关系甚密；说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吧，霍桑与那些超验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又很大。总的来说，超验主义对霍桑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与此同时，他与超验主义者之间还有共同的思想起点，那就是都“反对工业化时代的功利主义”，都肯定社会的混乱和改革的必要。他们的分歧在于一个更强调对社会邪恶的揭发，一个更强调对成功繁荣的追求；一个悲观，一个乐观。但他们又趋向于摆脱社会混乱的共同目标。就这样在若即若离之间，在异而存同、同而存异的耳濡目染之中，霍桑在创作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超验主义的启示。其代表作《红字》就明显表现出了超验主义的思维方式。

三

　　超验主义对《红字》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小说的物质外壳，即文本的形式上。而最明显的就是超验主义的叙事话语在该小说中处处可见。戴维·冯·莱尔曾撰文一篇，题为《海丝特的迷宫：清教主义波士顿地区的超验主义修辞》，里面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他指出，《红字》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清教主义话语与当代表达法的奇怪混合”；他还以“言词时代错误”来概括这种叙事手法。而所谓的“言词时代错误”就是指“叙事者用了当代（作者生活年代）出现而在17世纪（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还没有的词语或概念”。这种“言词时代错误”最多的表现又是对作者生活时代的超验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词的较多“错用”。另一个方面则在于其无处不在的、独特而丰富的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而这种成功就是因受到超验主义的影响而形成的。从历史角度来看，象征主义作为文学运动开始于法国19世纪80年代，迟于霍桑《红字》的发表时间。也就是说，《红字》可以算是象征主义文学中的开山之作，试金之笔。然而这部小说中象征主义手法已经运用得相当娴熟，几乎体现了象征主义思潮的全部主张。“象征主义认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在可见的事物和不可见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对应和默契。因此，可以用主客体对应的方式，用客观对应物来表现主体的心灵意识和精神状态。”这种见解是在《红字》发表几十年之后才形成的，但这与超验主义的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对应观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霍桑在创作《红字》的时候只能是借鉴了超验主义的观点才得以形成其独特象征主义手法。但超验主义对霍桑更多的启示却深藏于小说的思想内容当中，需要突破表层形式，作深入探讨。

　　首先，在爱默生“超灵”、“补偿”等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启示下，霍桑形成了二性对立的灵魂观。在爱默生看来，“认识你自己”和“研究自然”其实是同一个命题。正因为人的灵魂与自然是一一对应的，所以人与自然也是和谐的。爱默生的思想给了霍桑极大的启示，既然人与自然和谐一致，自然规律就是人类心中的规律，那么我们在窥探人性本质的时候，就不能忽视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爱默生更是明确地主张，“世界是两重性的”。这种思想被霍桑借鉴并巧妙利用，变成了人类灵魂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二元论。在《红字》这部小说中，霍桑所塑造的男女主人公灵魂深处都表现出一股超强的张力：自然倾向与社会倾向的斗争。

　　先拿海丝特来说，她首先因为与丁梅斯代尔的不法爱情（自然属性的彰显）而触犯戒条，受到政教合一清教主义社会的惩罚，即在刑台上示众并永远戴着红字A表示犯了通奸罪。她触犯戒律，是彰显了自然属性；而她接受惩罚，并且是出于自愿努力按照社会的要求去改变自己，这又是压抑自然属性彰显社会属性的表现。而彰显社会属性使她赢得人们的认同与尊重。火红的A字也由通奸（adultery）变成了能干（able）和天使（angel）的意思。这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已是最高的荣誉了。但这却同时又是一个体现灵魂二性对立斗争的过程，惩罚让她拥有了社会属性，就得压抑自然属性。

　　然而这一切变化对海丝特来说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她的自然属性仅仅只是“不再表露出来”。人类灵魂深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是永远都同时存在的，只是在具体时间段一种表现出来而另一种暂时隐藏而已。其实，海丝特内心里一直都很难认同自己的罪，而相反她却觉得她与丁梅斯代尔之间的爱情“本身具有某些神圣的地方”。显然，社会的惩罚并不能改变她灵魂深处的东西，因为灵魂总是应答自然的。所以到第18章（一片阳光），在那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在远离了社会的清规戒律时，更是在那自由自在的大自然中，海丝特摆脱了红字的重负，与自己最亲最爱的人规划了美好的前程，同时自然的属性也就自然地流露出来了。

　　而丁梅斯代尔牧师的灵魂深处同样是摆脱不了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纠缠。他一方面热爱神职工作，追求功名利禄，遵守清规戒律（犯罪后），处处表现出一个上帝的使者和德高望重者的形象。甚至当他们决定逃离那是非之地的时候，他仍没有忘记他要在庆祝选举的布道会上宣教。在他看来，这样一来他就“并非未尽公职或草草了事”（p.168）。所以当他获知从计划那天算起的第四天才有船的时候，他暗自庆幸。但就是这样圣洁的一位牧师，这样忠于职守的一位牧师，在即将摆脱多年的压抑而看到幸福曙光的时候，自然本性也就自然流露。而树林里的契约，无非就是对自然属性的回归。丁梅斯代尔牧师内心深处属于灵魂的东西仍然应对着自然的规律。

　　其次，在超验主义自助精神和补偿原则的启示下，霍桑为清教主义的罪恶找到了价值，肯定了人类罪恶的积极性，从而也为洗刷其祖先的罪恶找到了理论依据。

　　清教主义家庭传统给霍桑心灵烙上了深刻的罪恶意识，他完全相信人类的堕落。霍桑更是一直为他祖先迫害异教徒的往事而耿耿于怀，有着强烈的负罪感。因此他身上背负着两种罪孽：人类的堕落和祖先的劣迹。这两种罪孽犹如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也一直想从这个漩涡中摆脱出来。改姓一事足见其心灵压抑有多么沉重。而在《红字》的序言《海关》中，他明白地写道：“不管怎样，我当前身为作家，作为他们的后人，特此代他们蒙受耻辱，并祈求从今以后洗刷掉他们招致的任何诅咒。”（p.6）可见这种为其祖先洗刷罪恶的意图是多么强烈。但霍桑一直没有找到洗刷的最佳方法。爱默生的思想给他带来了灵感，也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爱默生在《论补偿》中指出，“同样的二重性构成了人的天性和状况的基础。过火引起不及；不及造成过火。每甜必有其酸；每恶必有其善。”  “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软弱。……伟大人物总是甘愿渺小。他一旦坐在有利的软垫上，他就进入梦乡。如果他遭到压力、折磨、失败，他就有了学习的机会；他就增添了智谋、勇气；他就获得了信息；了解自己孤陋寡闻，治愈了他的自大狂；学会了稳健和真正的技能。”正是超验主义的这种辩证思想使他眼前一亮，产生了善恶相生的辩证观，肯定了大恶向大善转变的可能。他甚至坚信正是有了罪恶，人才能变得高尚，从而获得救赎。这也与超验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威廉·艾勒里·钱宁的观点遥相呼应。而对霍桑而言，只有经历了罪恶的洗礼，有了罪恶的种子，才有对罪恶的深刻理解，从而激起对善的向往，人因此也就走向完美。

　　在《红字》中，主人公海丝特的经历完美地体现了恶乃善之所依的思想。海丝特通奸之罪暴露以后，尽管受到了惩罚，却仍然不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她对自己说，这里曾是她犯下罪孽的地方，这里也应是她接受人间惩罚的地方；这样，或许她逐日受到的耻辱的折磨最终会荡涤她的灵魂，并产生出比她失去的那个还要神圣的另一个纯洁，因为这是她殉道的结果。”（pp.59—60）丁梅斯代尔牧师也深深体会到罪恶对荡涤人类灵魂的作用。“作为一个一度犯罪、但又因未愈的伤口的不断刺激而良心未泯并备受折磨的人，他或许会认为比起他从未有过罪孽反倒在道德上更加保险。”（pp.156—157）他甚至认为，罪恶即使没有受到的公开的惩罚，也能让人向善。“他们尽管有着负罪感，然而却保持着对上帝的容光和人类的福祉的热情，他们畏畏缩缩，不肯把自己的阴暗和污秽展现在人们眼前；因为，如此这般一来，是做不出任何善举的，而，以往的邪恶也无法通过改过来赎罪。”（pp.100—101）正如罗伯特·E.斯皮勒所指出的，“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探寻罪恶的观念以求得上帝允诺的解放。霍桑这位人道主义异教徒，他把罪恶视作是通往人类同胞之家的必由之路，并很少顾及来世可能会发生的事。”张晶在探讨霍桑作品对清教徒极端主义本体论危机的拯救时，也曾从宗教哲学的视角指出了霍桑的这种善恶相生的辩证观：“然而霍桑通过《红字》中海丝特·白兰，《玉石人像》中米丽安的苦修和忏悔等方式的救赎化解了善／恶二元对立的矛盾 ，她们先为罪恶所丑化，后为恩典所改造。批判了清教徒所恪守的极端主义本体论的偏执，指出上帝／邪恶二者互为依存、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把恶的存在看成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救赎和信念达到道德和精神上的升华。”

　　霍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说有两个：其一是唤起人们的宗教热情，提醒当时的美国人重新戴上红字；其二是让人们正确理解人类的罪恶的积极意义。整部小说给人这样的启示：人类之罪并不可怕；相反，正是有了罪恶二字，人类才真正变得伟大。

四

　　尽管霍桑对超验主义和对清教主义一样，都持有怀疑的态度，但超验主义因其本身的革命性和先进性，成了一种时代潮流，它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一个人在思想上是很难逃脱时代的樊篱，尽管他可以对当时的思潮持有怀疑态度，但他绝不能摆脱时代思潮对他的耳濡目染。就像当今的中国，当“超级女生”唱响神州大地的时候，尽管有许多的人对此现象不以为然，但“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PK”等因超女大赛而流行起来的话语却充斥他们的谈笑空间。而超验主义对霍桑的影响也完全有类似的逻辑。我们的确可以肯定，霍桑对超验主义的许多思想并不赞同，特别是对爱默生那种相信人类像上帝一样完美神圣的盲目乐观思想极力反对，他在小说中大力宣传清教主义的罪恶思想，重提被世人所抛弃的红字，就是针对爱默生这种盲目乐观思想的。但毕竟超验主义思想也有它本身的历史进步性，对当时美国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霍桑也并未完全摆脱超验主义带来的部分影响。爱默生对自然的强调，认为“灵魂应对自然”以及“自然具有启示性”的观点让霍桑获得了灵感，肯定人类灵魂深处“自然属性”的一面，具有人文主义的倾向。而爱默生在《补偿》中提出的辩证法思想，又为霍桑对先祖的罪恶的愧疚找到了救治的良方，让霍桑形成了善恶相生的观点，认为犯下罪恶就是大善的开始，既为先祖洗刷了罪恶的血迹，又为世人找到了正视罪恶的勇气。而这两点为霍桑构建新的启示（新的宗教思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简功友：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2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