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歌手汪峰出了新作,不是专辑唱片,是本书。书名和他一支脍炙人口的歌名一样,叫《晚安,北京》。
明星出书无非两类,自传或博客集,汪峰的《晚安,北京》却是本小说,讲的是一个叫王凡的青年生命中最后一天的曲折经历,其间充斥着大段大段表达惶惑的内心独白。王凡的经历是汪峰虚构的,但心声却是共鸣。“那时,无论是生活还是感情都倍感艰辛,未来更是迷茫。环境的巨变和我内心的渴望形成了强烈的矛盾。一切都是未知数。”
试用多种方式表达
准确地说,《晚安,北京》是本崭新的旧书,因为这其实是他十几年前写的小说。那时的汪峰,比现在更孤独、更敏感、更迷茫,也更闲,所以更乐意尝试用多种方式表达自我;但那时的汪峰还没现在这么火,“想出没人搭理我”,所以书拖到现在才出版。
汪峰盯着手中的烟回忆说,当年写小说,是因为喜欢文字表达,也为了检验自己的文字水平。刚写完时,他自信和那个年代国内的同题文学作品比,“能打差不多90分”;可十多年过后再看,“也就70多分吧”。
“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当你把能量转移到这个方面上的时候,另外的方面会受损失的。”汪峰很清楚,写小说之于他,绝不可能成为第二职业,就像他6年前在博客里的自省:“一个歌者,只有在音乐中才能感觉和体现他的生命,才能释放和迸发他的思想之花。除此之外,他只是这个繁华世界的一个脆弱孤独的影子。”
坚守摇滚
汪峰刚放下小提琴,告别古典和交响,开始组队玩摇滚的上世纪90年代,也是摇滚乐在中国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时代。可那时人们的目光,更多投注在崔健、“唐朝”“黑豹”,和窦唯、何勇、张楚这“魔岩三杰”身上。汪峰和他的乐队“鲍家街43号”的存在,那时甚至鲜有人知晓。
近20年过后,当年红极一时的摇滚“老炮”们,退的退、散的散。加之音像业不景气,似乎还在隔三差五出专辑的,唯有汪峰。“倒像一个幸存者,从废墟中走出来。”知名乐评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如此评价他。
踏着废墟走来,途中艰险可想而知。期间最让汪峰难受的,是《飞得更高》火了之后,到《勇敢的心》中间这5年,好多人说他商业了,说他背叛摇滚,更有甚者指责他刻意逢迎,以为某个群体代言的方式写歌进行自我炒作。对于这些,汪峰不止一次无奈过,甚至愤怒过。
“我写歌就是为我自己,你在任何时候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是这么回答你。无论《飞得更高》还是《怒放的生命》,我从来没想过为一个群体去写,那样也写不出来,它就是给我自己写的。”
汪峰确实就是这么“自我”。在他看来,“创作上的自我是说,永远不要掺杂‘为别人’的念头,永远不要顾虑别人所说的话对你有什么影响。在创作那一刻,一定要做到,坚决地相信自己的感受的真实性,坚决、彻底地做到真实地还原自己的内心,坚决地让你的歌达到你要的强度。”汪峰强调,支撑他这些年来无论面对什么,仍坚持搞摇滚乐的,正是这种“自我”。
还像个青年那样热爱思考
在很多人心目中,摇滚乐是属于年轻人的,因为它太躁,上蹿下跳的乐手们似乎总是在声嘶力竭地表达不满,而不是像一个沉稳的长者那样不声不响地包容和接受。但是1971年出生的汪峰,虽然不再“永远热泪盈眶”,但也不可能“永远年轻”了。
“……从内心来讲……还没到中年……对……这是我的感觉。”停顿了约有10秒,汪峰才字斟句酌地回答记者“你觉得自己还年轻吗?”这一问题。
尽管总有人给他的歌贴上“励志”的标签,可在汪峰自己眼里,他的歌所表达的内容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生活的思考。“当我遇到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思索,思索出来的答案我就写在歌里。当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它就解决了我的问题。我想它也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无论你是70后、80后还是90后,30岁、40岁或是50岁,都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的问题。”
只要有人玩儿,摇滚就有希望
作为“老摇滚青年”的汪峰,也相当关心“小摇滚青年”们的摇滚生活——毕竟他们才是中国摇滚乐的未来。
总有些热爱摇滚乐的青年,骤然决定摆脱自己既定的生活轨迹,甚至放弃学业,投奔摇滚乐。对于这些,汪峰不仅理解,而且非常支持。“我是觉得,为任何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玩命付出,都是对的。即使从你整个人生的角度,或者在你爸妈眼里,可能是错的,但也没关系,年轻时必须要做一些所谓错的事儿,你还年轻,你就有这个资格。”
不过,国内年轻人做的摇滚,汪峰听得很少,而且听一次被伤一次。“我不管你们的想法、状态有多牛,但当你开始出声儿之后,如果舞台上是四个人搞出了四种节奏,或者五个人弄出了三种节奏,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想跟观众辩解,说:‘我其实真的特别牛,是你们不懂……’没有人会接受的。”汪峰跟记者很认真地掰着指头数了Bob Dylan、Clapton、Greenday等几个硬摇滚和朋克摇滚的鼻祖,说要想玩摇滚,这些是一定要认真去听,逐小节去研学的。
“但我不管被‘伤’得多厉害,我都不会觉得这些小孩儿在台上演出是让我无法忍受的事儿,……因为只要是创作型的摇滚乐队,就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这是我一直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