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一名青年带着斯诺登的面具站在德国总理府前，表示对斯诺登的支持

空间巨变

5月底，斯诺登还没离开美国，美国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正剑拔弩张。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批准调查福克斯新闻社和美联社记者的通话记录，以调查情报官员的泄密事件。涉嫌泄密的新闻报道包括朝核问题、奥巴马下令对伊朗进行网络攻击、奥巴马亲自审核针对“基地”组织的“暗杀名单”等。政府秘密传票，要求从通讯公司调取记者的通话记录，一些官员把记者称作“泄密同谋”，引起媒体的强烈不满。

紧接着是斯诺登捅破的“棱镜”秘密监控计划。公众突然知晓，自2007年开始，这项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就无所不在地包围着我们。“棱镜”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在美国以外任何地区使用参与该计划的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家安全局（简称NSA）通过“棱镜”，可以获得电邮、视频和语音交谈、影片、照片、档案传输、社交网络细节等。根据斯诺登的披露，美国情报人员可通过“后门”，进入9家主要的美国科技公司的服务器。2012年，《总统每日简报》中有1477个计划使用了来自“棱镜”的资料。斯诺登还通过英国《卫报》披露，美国政府一直都在实施一个国内“监听”项目，NSA可以从通讯巨头Verizon旗下的机构收集各种通讯“元数据”（通话日期、时长、电话号码等，但不包括通话内容、地点和通话者的身份）。一位华盛顿记者告诉本刊记者：“国家安全局对全世界，包括美国公民，大规模的激进间谍行为，让人意识到，约翰·颇殷德克斯特（前国家安全顾问）的‘完全信息意识’（对所有人、在任何地方进行24小时的永久监控）计划从来没有流产，不过是转入了地下，改头换面而已。”

从2006年《纽约时报》曝出《无授权监视法案》引发的强烈争议，到美国大兵布莱德·曼宁泄密和朱利·阿桑奇轰动一时的“维基揭秘”，再到2011年国家安全局前高官托马斯·德雷克向记者发送机密和非机密类信息的泄密案，美国的情报系统屡屡亮起红灯。斯诺登只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些与通讯和网路技术相关的泄密案，究其成因，都可以追溯的后“9·11”时代美国情报系统的变革。

斯诺登事件发酵之时，中情局前局长、国家安全局前副局长、美国四星上将迈克尔·海顿（MichaelHayden）在一次智库发言中，解释了“棱镜门”事件的由来与意义。他举了个例子：“假设有一个我监听的恐怖分子，人在巴基斯坦，给他在伦敦的朋友打电话或发邮件说，明天中午12点准时发动袭击。哇塞，好玩儿起来了。我马上打好情报报告，通知新苏格兰场（伦敦警方）说，明天中午有事要发生，这儿是你们英国境内通讯参与者的信息。然后，巴基斯坦的那家伙挂了电话，给他在巴黎的共谋者打了电话，说了同样的事情。我们截获了，立刻通知法国特种部队和法国对外安全局。好，现在，巴基斯坦这位把电话拨给了布朗克斯（纽约一个区）的一个号。理智的想法，大概都不会说，根据美国法律要求，我应该挂掉电话，结束监听，不做报告。给布朗克斯的这个电话，也许才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公民和在美国本土的人是美国情报系统中的“受保护人”，不能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监听其谈话的实质内容和披露他的身份，“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通话对理解这一情报的价值很可能是决定性的，所以他的名字应该被写进情报报告里”。

如果要制造大规模灾难的敌人就在美国本土呢？他进一步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9·11’之前，驾驶飞机想撞五角大楼的两个人——纳瓦夫·哈兹米和哈立德·米德哈尔就住在美国的圣地亚哥。我们当时不知道他们在圣地亚哥。他们给在中东的恐怖主义设施打了至少6个电话，可能还要更多。我们只截获了6次。在这6次谈话中，有两次通话有情报价值，我们做了报告。但截获的物理信息和通话内容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从圣地亚哥打的电话。我们没能定位他们”。“‘9·11’的调查报告批评我们过于谨慎，特别对跟踪美国本土的威胁过于谨慎。参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都公开批评（NSA），未能捕获一端在美国境内的、与基地组织有关的通讯。他们问：为什么你们在美国本土截获的信息没有透露任何他们身在何方的信息？这是美国失去的机会，它造成了国家灾难。”放在2000年，“如果奥萨马·本·拉登跨过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大桥，进入安大略的尼亚加拉，美国法律就会介入，给予他（不受监控的）保护，而这是他站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霍斯舒瀑布下享受不到的”。

而2001年后，情况变了。“‘9·11’之后，我们热情地拥抱了急需的改革。坦率地说，通过法律的改变，改变了情报的策略、技术和程序，以保证将来再有诸如这种打到中东某一目标安全设施的电话时，我们能够知道它是从美国本土哪个地方打过去的。”这一看似非常细小的微妙变化，推动了后‘9·11’时代美国情报体系的重大变革。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国家与私人空间界限的巨变，这在美国独特的文化中，又关系到根本的价值观问题。其他国家的人们则发现，拥有众多根服务器、掌握着全球信息网络空间枢纽和分配权的美国，已无所不在，乔治·奥威尔的“老大哥”跨越了国家疆界，以21世纪的存在方式潜伏。

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一些民众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犹他州数据中心外举行游行，抗议美国国安局的“棱镜”监视项目

“棱镜”：21世纪的怪兽

一位接近美国情报界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还记得布什政府的官员是怎么为他们未能获得‘9·11’的具体情报辩护的吗？他们说：情报就像消防水龙带，你不可能只从中间捡出一滴水来。对高层官员来说，哪怕是阅读摆在案头最关键的备忘录，也难以消化。不过，如果说情报在‘9·11’之前还是消防水龙带，那么之后，它很快就成了尼亚加拉瀑布。如此巨量的数据（大部分没用）填塞进政府的数据库和电脑，情报流就像飓风，而分析员要从中找到那一滴水。好运吧。”2010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美国最高机密》调查显示，NSA每24小时要搜集和储存17亿条信息。每天有85.4万名美国公务员、军方人员和承包商雇员，通过安全检查，走进戒备森严的办公室，从事情报工作。

“9·11”后美国所发生的“情报爆炸”，并不为公众所知，直到一桩桩泄密案露出水面。

“维基泄密”让人们窥到了外交与军事系统Siprnet的运作。在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多年的哈罗德·雷尔雅告诉本刊记者：恐怖主义袭击调查委员会要求美国情报界更好地分享信息，由总统协调，这就是2002年的《国土安全法》第892条。2004年，国会进行了另一次情报改革，要求建立一个“信息分享环境”。其中，就有曼宁得以下载大量数据的Siprnet。“‘9·11’和伊拉克、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产生了巨量的安全机密信息，需要更多的人来处理。更多的情报分享则意味着，更多的人获得了接触机密信息的权限”，“情报改革成功促进了情报的完整和分享，但却未能保证管理好接触如此大量情报的人员，确保他们遵从保密誓言”。

斯诺登则揭开了“棱镜”的面纱，让其后的法律依据和情报系统的改革路径曝之于众。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前主任斯蒂芬·布拉德伯利（StevenBradbury）这样解释道：“1978年以前，与外国政府相关的外国情报监控和搜集，都是由总统来领导的，法院并不介入。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这种权力。但这种权力有时会被滥用，比如，用到国内政敌身上。最高法院说，如果是跟国内安全威胁有关的，就需要法院授权。但国外威胁和国内威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外国威胁常常也被视为国内事务。这样，1978年，卡特政府颁布了《外国情报监控法案》（FISA）。这是行政权与国会之间达成的一系列伟大妥协，在美国历史上，它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秘密法庭，使得国会、地区和联邦的法官能够介入到外国情报搜集的监督中来，只有得到法庭庭谕，方可窃听电话。保障公民不受政府无理搜查和扣留的《第四修正案》（FourthAmendment）也得到修订，以适应电话时代的需要。这个妥协一直维持到‘9·11’。然后，情况变了。”

“19世纪的法律无法适应21世纪的科技。”一位熟悉美国情报界的咨询人士告诉本刊，“国际通讯从以卫星为主，转到了光纤电缆。由司法部一小撮（大概24人）法官掌控的FISA法院，过去采取的是非常个人化的、非常谨慎周密的监督程度来给监控授权，但‘9·11’让人们恍然大悟，这种工作方式对‘9·11’后搜集巨量信息的情报完全不适用。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政府任内，通过了《无授权监视法案》。”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Act）改变了一切。《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爱德华·卢斯这样写道：“突然之间，一切形式的监听不只必不可少，还是救国利器。国家机器日益庞大，形成一层监视一层的‘元监视’体系，而人们并未想过在法律上加以限制。”美国国家情报前总监丹尼斯·布莱尔（DennisBlair）表示，“我们的态度就是：要是一件事值得去做，那也值得做过头”。

2001至200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没有法庭庭谕的情况下窃听了数千部美国电话。2006年，《纽约时报》披露“无授权令窃听”后引发了强烈抗议，才导致了美国对《爱国者法案》做出修订，规定窃听需首先要得到法官批准。其结果是，国会必须要对FISA做出明确的改变，保证信息的搜集仅仅针对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外国目标和海外非美国公民。国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FISA修正案，也就是2007年的《保护美国法案》和后来的FISA永久修正案。“棱镜”就是这一修正案的产物，它是小布什《无授权监视法案》项目的变体。“在修正案第702条，对国际通讯的授权和限制都做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

“国会在通过这一修正案时，也大大扩大了监控的范围，远远大于小布什的范围规定。”情报部门发现，安全威胁不再只来自国家，恐怖主义就是从国家边缘诞生的，还保留着部落的组织形式。仅仅是为了应对反恐，信息的搜集也不再像过去一样，以国家为目标，“恐怖组织没有固定的军营和外交部，它们在国家的边缘地带流动”。情报的空间形态进一步被打破了。“对所有信息搜集来说，只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即可，包括获取外国政府、外交事务等信息。其成果就是‘棱镜’，所有的国会议员都知道它，而且所有人都受邀听过对它运行状况的介绍。这是NSA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项目。”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巴基斯坦。海顿会说：“现在，那个坏小子跟他在也门的同伙通讯，用的是微软的MSN。他们的对话跟美国唯一发生关系的是，通讯的电子是从华盛顿雷德蒙德的服务器上发出的。”根据“9·11”之前的美国法律，“你不可能获得通讯的全部情况。而在‘棱镜’下，我们可以自信地获取全部信息”。在经历了一场国家灾难后，棱镜和元数据项目，就是要解决“9·11”所揭示的情报搜集过于谨慎、不完全和不具体的问题。

这部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科技的法律，就这样改变了它的管辖疆界。一旦打开了通讯信息无法在美国国内循环的闸门，形成了通路，天量的情报便铺天盖地涌来；而法律的监督授权也随着互联网在全球延伸的触角突破了国家的疆界。信息时代，人的存在形式不再只是脚印、指纹，而可以抽象为虚拟赛博空间中留下的数字痕迹。情报不再是街道上的观察跟踪，而成了数据搜集与分析。海顿说，只需要确定一个目标，这个人就像蜘蛛网中心的蜘蛛，通过电话号码、通话时间、信用卡记录、旅行行程等电子痕迹，就可以画出他的蜘蛛网——社交网络。悖论是：国家安全局搜集的几十亿通美国国内电话“元数据”（即关于数据的数据，或描述数据属性的数据），要通过几十万遍布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华盛顿联邦政府中的数据分析人员，隐姓埋名的分析，他们构成了美国的巨型“数据情报联合体”。而在数据瀑布中寻找一滴有潜在威胁的“水滴”，无异于大海捞针。

“不分析，则元数据毫无用途”，这位咨询公司的人士告诉我。庞大的“棱镜”怪兽，也许只是体态臃肿而已。

从“爆炸”到外包

美国有多少人有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答案是：大于100万。“到处都是像斯诺登这样有机密权限的人，不少就跟他一样，懂点技术的小年轻，没受过任何分析的训练，也没有分析的能力，不过倒有很多青春期的愤怒。”一位华盛顿的资深政治记者告诉本刊。而在过去，能够获得机密权限的人，通常经过了很多年的职业生涯磨炼，“每当我写到敏感事件时，我会不停地自问，这些敏感的信息是否以准确的方式表达出来，既没有对信息源造成威胁，也没有给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今天，无论是曼宁还是斯诺登，“都没有在体制内向上级、司法机关做过任何申诉的尝试，也不是为了某一件具体事情的道德价值，更没有经过审慎的考虑和分析。他们的行为带着强烈的个人欲望色彩”。曾经预言互联网和网络战争时代到来的科技作家戴维·布林（DavidBrin）告诉本刊。

斯诺登不是政府雇员，而是情报系统的“临时工”。情报爆炸应运而生的“外包”，使得情报部门变成了一个难以管理的综合体。

这一趋势在20年前就已开始。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政府采购法案的专家斯蒂芬·斯库纳（StevenSchooner）说：“我们雇用私人承包商的唯一理由就是，政府一直喜爱兜售小政府的神话。”“9·11”后，情报外包业务量如火箭般蹿升，收集、分析情报及其他业务的需求和预算大幅膨胀。斯诺登所服务的“博思艾伦咨询公司，以及SAIC公司（科学应用国际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等业界巨头都分到了“大蛋糕”，但小公司也群集于此。一位叫理查德·赫尔姆斯为中央情报局的反恐活动工作了30年，退休后，他以5000美元作本金，开了一家名为Abraxas的情报公司。在“9·11”爆发4年后，该公司已有225名雇员，很多都是政府的退休人员。2010年，他将公司出售，卖得1.24亿美元。

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去年有48.3万像斯诺登这样的私人承包商员工，拥有高级别安保许可。相比之下，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同类人也不过是79.1万人。在有高级别安保许可的人中，私人承包商占总人数比重为38%。另外还有近58.3万承包商员工有较低级别的安保许可，政府工作人员中则有270万人。低级别安保许可的拥有者中，承包商也占到了18%。常常，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政府工作人员佩戴蓝色徽章，与佩戴绿色徽章的承包商员工一起工作，从事类似的活动，向同一个上司汇报。在能接触机密的人中，承包商及其员工占到相当高的比例，斯诺登能够接触、披露“棱镜”秘密监视项目，并不令情报界人士感到惊奇。

情报外包开始主要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研究情报外包的作家蒂姆·肖洛克（TimShorrock）在其著作《雇用间谍》中写道，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名官员曾在一次情报业界会议上透露，2007年70%的情报开支都流向了私人公司。2008年，国会出台报告称，雇用一个私人公司员工的费用，可能比雇用政府人员贵一倍。但其他人则争辩说，政府将服务外包后，就不用负担养老金等开支。而且，退休的情报人员拥有丰富的经验，将情报业务外包可以使他们发挥余热。而且利用私人公司，政府可以在紧急时迅速扩充人力，而不用增加将来未必需要的永久雇员。前中情局的一位官员就曾说：“如果我是政府，我可以雇用数据库管理承包商，因为我现在有钱。如果我在几年内没有钱了，我可以简单地终止合同。”他现在是政府的咨询顾问。

但在斯诺登事件的余波中，财务问题正让位于安全问题。很多议员开始呼吁，终止一些情报外包的合同，把更多的事情放到联邦政府来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费因斯坦（DianneFeinstein）就认为，应该有新的立法，限制或终止承包商处理高度机密的技术数据。承包商与政府雇员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一定受爱国主义的驱动，而只是份工作，华盛顿陷入了混乱。一位华盛顿咨询公司的人士告诉我，这些人不负责任的一次背叛，比曾披露越战机密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威胁大得多。但因为他们披露的只是元数据，“价值也不大”。

对斯诺登事件的反省，正对美国情报共同体形成压力。“棱镜”的面纱，更加深了这种压力。一位共同体的成员告诉我：“今天，有哪一个拥有机密接触权的人，没有合理的理由怀疑，他不会被指控有犯罪行为呢？甚至，有时是叛国。因为你的手机号码、邮箱都可能因为国会的一纸授权出现在某个人的电脑屏幕上。过去那种令人尊重的、自由的意见交换，也许正受到威胁。”

这些21世纪的泄密者，会让美国变得更开放，还是更封闭？我们还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