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的孙子、在2011年底就任人民军第三任最高司令官的金正恩，照例以广场纪念舞会、文艺演出、敬献花圈等形式迎接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国务委员会人民武力部（相当于国防部）在平壤人民文化宫召开了有3000人出席的庆祝大会，宣称“只要最高司令官一声令下，人民军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敌人实施冷酷无情的打击”。多家日本和俄罗斯媒体记者受邀进入平壤，拍摄民众在国定假日歌舞升平的场景。只有太空中的美国卫星依然在监视着位于咸镜北道吉州郡的丰溪里地下核试验场：4月15日金日成诞辰纪念日当天，基地驻军一度在露天场地举行了三场小型排球赛，随后再度进入戒备状态；试验坑道的抽水作业已经结束，回填土石方的矿车也重新开始现身。资深朝鲜问题专家、IHS简氏资讯集团高级分析员小约瑟夫·贝穆德斯在4月21日预测：一俟金正恩下令，丰溪里随时可能进行自去年9月以来的最新一次核试验。

与常年身处动员状态下的朝鲜相比，半岛核问题的另两个当事方在2017年暮春的表现，显得尤为反常。3月17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到访首尔前夕，驻韩美军与韩国海空军相继举行了代号为“鹞鹰”和“关键决断”的年度联合演习，内容为阻遏朝鲜南下以及对北方关键军事设施和军政要人的“定点清除”。4月11日，韩美两军后勤保障单位开始在半岛东海岸的浦项港周边举行代号为“太平洋到达行动”的两栖保障演练，模拟战时条件下快速输送物资和抢修军用设备的场景。在南中国海盘桓已有两周之久的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也已经于4月24日重新驶近冲绳列岛，将在数日内抵达朝鲜半岛东方海域。加上常驻日本的“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好人理查德号”两栖快反群以及随时可以从南海北上的“马金岛号”两栖快反群，集结于朝鲜半岛周边的美国海空军兵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远远超出了4月7日空袭叙利亚汗谢洪机场时的投入。这是自1994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平息以来，东北亚在整整23年间最接近爆发全面冲突的时刻。

从1992年第一次半岛核危机发端到2006年丰溪里基地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核武朝鲜”由一种可能性逐步演化为确定的现实存在；而从2011年底金正恩登上政治前台到2017年暮春战云再度集聚，朝鲜的“拥核自保”策略已经在事实上升级为“挟核自重”。在2009年平壤宣布退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之后，以多边对话和渐进模式推动朝鲜主动弃核的努力基本失效，“安全赤字”（Security Deficit）随即节节攀升。日本新安保法案的通过与韩国接受部署“萨德”（THAAD）、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存废，乃至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防止核扩散进程，无不因平壤强横的单边政策而风波迭起。而朝鲜核试验间隔时间的不断缩短，以及投射工具（弹道导弹）技术的持续完善，几乎使亚洲的集体安全丧失了基础，至今无法化解。

制度经济学泰斗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产品与集团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关于集体行动的著名悖论：即使是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个体成员也未必总是倾向于为集体事业做出贡献。它们行动的积极程度取决于对两项要素的计算，即风险和成本。风险意味着对手方可能做出的负面回应，例如军事进攻、经济破坏和舆论压力，对它的担忧构成了行动的障碍；成本则意味着每一个体从最终获得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中获得的酬赏与其做出的贡献份额是否相匹配，对它的顾虑决定了集体行动能否成行。即使是在没有一方能够彻底规避风险，因此行动势在必行的情况下，行为者依然可能因为每一阶段承担的成本与获取的激励不尽相同，而实施“搭车”，甚至变追逐公利为牟取独占性私利。

因朝鲜核问题而导致的地区安全困境，正是集体行动“失能”的典型写照。即使所有国家都不惮于承认平壤拥核造成了严重安全风险这一基本事实，每一行为主体希望达到的阶段性目标以及愿意付出的代价依然是大相径庭的。对中国而言，除去希望在朝鲜半岛“不生战”“不生乱”（以免造成持久的环境污染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弃核进程外，还要维持两个层面的平衡：在战略经济上，确保中国的政策回旋余地以及与平壤的基本友好关系，以免影响既有的经济发展局面和输出影响力的前景；在战略军事上，避免朝鲜半岛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桥头堡，为整个西太平洋范围内的安全博弈增加筹码。然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始终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成本共担者：俄罗斯的长期目标始终是以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存在感“撬动”美俄双边关系，包括间接影响欧洲和中东局势；日韩两国则全然无法摆脱美国单独行事。至于朝鲜当局，由于其决策流程极度不透明，虽然在若干时期曾经为中国提供了机动选项，但依旧无助于推进最终的无核化进程。

另一方面，美、韩、日三国的立场同样微妙。尽管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表态最为坚决，但美国或许是博弈各方中唯一不必担心平壤核武器实际威胁的——朝鲜在远程投射工具方面的技术瓶颈和美军完善的反导系统都决定了平壤的核威慑仅能扩展到地区一级，危及美国本土的能力微乎其微。于是，无论是奥巴马的“战略忍耐”还是特朗普的“无敌舰队”，反映的主政者个人偏好都远远大过真正意义上的深思熟虑。真正令白宫关心的是如何以推动朝鲜无核化作为契机，改善和强化本地区安全伙伴对美国履行盟约承诺的能力的信心，同时避免类似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久安全投入。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韩日两国各怀不同的心事：历届首尔政府固然都抱有最终完成半岛统一的夙愿，但绝不希望为此付出过高的安全和经济代价；因此，韩方既希望由美国来承担与朝鲜正面冲突的大部分成本，在统一进程上又希望设定于己有利的时间表。日本领导人则要利用朝鲜的张牙舞爪却又引而不发作为机会，完成安保体制乃至政治结构的“正常化”。一旦朝鲜铤而走险，美国终究无法拒绝承担最大份额的军事责任：这是首尔和东京敢于搭华盛顿之“便车”的终结心理动因。

而看似四面楚歌、已成众矢之的的朝鲜政权，却在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中找到了最大限度地强化自身战略地位的空间。无论观察家们是否愿意承认，被“崩溃”传闻笼罩已有1/4个世纪的平壤当局自有其维系生存的秘诀；年少当国、笑容可掬的金正恩，行事风格也远比外界的预估来得强硬果决。然而在把核武器、“先军政治”和政权生存彻底捆绑到一起之后，这位“80后”最高司令官已无法指望如其父辈一般，在“核爆—谈判—获利—核爆”的循环往复中获得外部“输血”。核武器成为金正恩手中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筹码，但这一筹码恰恰是其他国家急欲根除的祸患——一个政权寄希望求取的“绝对安全”，带来的却是整个东北亚的绝对不安全。而正在驶向东海的美军航母打击群，则在把这场比拼耐心和胆量的竞赛推向新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