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创大半是中老年人的《北京好人》不意成为日前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上最青春的本土作品。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假借四川为故事发生地敷演出的普适全人类的寓言剧《四川好人》变换成地道的北京腔调，三弦牌子曲贯穿始终。

在东方红的旋律中，三位神仙下驾故苑，环顾左右，发起感慨：放眼看，街北脏，蚁民吵嚷，街南明亮，富人耍钱；四下望，蚁族挑灯，加班加点，豪门饮酒，面红耳赤，歌舞正翩翩。

以前的798工厂夜校老师、现在的协防队员老王跟神仙撞个正着。神仙让老王帮着找一个过夜的地方，老王举着小喇叭四处张罗：三位神仙莅临我市，一分钱不要可以领回家过夜，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没人搭茬，只有正在等客的洗头妹沈黛愿意留神仙一宿。

临别，神仙赠给好人沈黛三千元，沈黛以此为底本盘下街边一间杂货店。沈黛牢记神仙教导，对穷邻居广开救济，却被逼得难以为继，只能变身温州商人隋大，开黑烟厂，把以前被她救济的游民变成工厂的工人……

“最后的精神贵族”苏好古正在模拟昆剧里的旦角，苏好古认为自己穿唐装、喝普洱、唱昆曲，“为中国人挣足了面子”。 （《北京好人》剧组/供图）

好人难找

《北京好人》的前身是《杭州好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沈林受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的邀请，把《四川好人》改编成越剧。剧本写好之后，几年石沉大海。沈林把剧本拿给自己的学生、师妹，在北京社科院工作的高音看。高音觉得剧本很棒，完全可以排演，要演就应该跟北京发生关系，而沈黛由谁来演是一个大问题。

“戏剧学院这帮人想了一圈，没找到合适的，要么人家有事，要么不可能演我们这种小戏。”高音说。为了把“好人”搬上舞台，沈林、高音和他们的学妹、舞美设计师欧阳雯成立了“夜猫子工作室”。

在朋友的推荐下，夜猫子一度想让摇滚乐队“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演沈黛。梁龙经常以戏谑的女性扮相出现在MTV上。曾以17世纪英国男旦作为论文内容之一，拿下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学院博士的沈林，看过“二手玫瑰”的视频，觉得梁龙“挺骚、挺棒”的，由他来演二位一体的沈黛/隋大会有特别的力量。梁龙也愿意演，但“夜猫子”又担心一旦请“二手玫瑰”，观众和媒体就会被噱头转移视线，这有悖他们安安静静做戏的初衷。

因为撰写《北京新时期戏剧史》入选“北京市文艺百人工程”的高音，巧遇一起入选的北京曲剧团青年台柱子王玉。王玉的出现让高音和沈林看到一个全新的方向：既然要把“好人”演成北京戏，为何不用单弦牌子曲？

单弦牌子曲本是北京旗人自娱自乐的玩艺儿。因为起初用三弦自弹自唱，所以称为“单弦”，后来逐步完善，一人弹三弦伴奏，一人持八角鼓演唱。八角鼓用蟒皮制成，歌者在演唱的间歇用手指有节奏地敲击鼓皮，在三弦的甘甜婉转之外，平添一股苍凉。单弦牌子曲从曲式结构上颇类枣核：前有三句“曲头”，后有三句“曲尾”，中间是各种曲牌连缀而成的唱词。1952年，旗人出身的北京作家老舍把经过艺人改造的三弦牌子曲命名为“曲剧”，民间传唱了上百年的小曲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地方剧种。

2010年5月，夜猫子的成员一头扎进单弦牌子曲的世界。在网络上下载各种曲牌、唱腔，兴奋不已，一听就听到天亮。“那种讲究，是在任何一个音乐门类里下过一点苦功夫的人都能听出来的。”沈林起初以为喜欢大歌剧的人不会喜欢单弦牌子曲，当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幺红告诉他“要论吐字归音的讲究，单弦牌子曲比美声讲究多了”的时候，他吓了一跳。

听曲容易唱曲难。自己试着按着曲牌填词、改写剧本之后，留英博士沈林才知道为什么外国人写中国戏剧史，会称关汉卿、汤显祖是composer writter（作曲家）。

高音从数字图书馆搜出的一本书帮了沈林的大忙。这本名叫《单弦牌子曲分析》的小书出版于1958年，书中详细记录了60种单弦牌子曲曲牌的考证、源流、简谱、曲风特点、适用情景以及编著者极其精确的点评。书的作者是王秀卿和于会泳。王秀卿是一个盲艺人，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教研组组长的于会泳把她从北京接到上海，用两年的时间记录整理刻印在王秀卿大脑中的曲牌。“于会泳是下过大功夫的，他又是创作型的（学者），他的点评往往相当到位。”书生惜书生，沈林认为，直到今天，于会泳的《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也是极有见识的音乐著作。

经王玉介绍，夜猫子工作室请到为曲艺名家魏喜奎伴奏多年的北京曲剧团的琴师刘海青。刘海青一首一首地弹弦子，“夜猫子”们一首一首地听。听到兴起处，沈林会召集一个小型的品曲会，有一次听《风波亭》，一群喝过洋墨水的，留英的、留法的、留德的、留日的艺文界人士全都大为倾倒。

有单弦的陪伴，2010年的夏天纯美甘甜，《北京好人》的几位主创合作顺畅，主要演员业已到位。离公演只有二十天的时候，王玉突然退出，全剧的灵魂“好人沈黛”没了着落。

因为没钱，剧组想了很多穷办法。用老式竹条婴儿车加一个灯泡、几片瓦、几枝假柳条、几件杂货装点成写意又写实的杂货店。（《北京好人》剧组/供图）

好戏难排

演员只是其中一个因素。1990年代参与过《阳台》、《爱情蚂蚁》、《盗版浮士德》、《切·格瓦拉》等多部先锋戏剧代表作排演的沈林突然发现，时隔十年，话剧简直没法排了。

“那时候排戏用的演员是倪大红、陈建斌、陶红、胡军、郭涛，舞美是柳青、张慧，音乐是张有待……”在沈林记忆之中的“黄金时代”，虽然也没钱，也要拉投资，但一点也不像现在这么难：“《切·格瓦拉》是一个清华毕业生投的，他对我们完全没有要求：挣了，把钱还他，赔了就赔了。”那时候，日后扬名立万的艺术青年们还过着纯朴的准共产主义生活。排《爱情蚂蚁》只用一万五千块钱。三个演员陈建斌、周迅、陶红轮流请大家蹭饭，道具需要一辆汽车，沈林和舞美张慧带几个人去垃圾场拣回一辆报废的，自己用电焊把开榫的地方焊好，然后涂上油漆……

不过十年出头，戏剧本身未见丰富精致多少，戏剧市场却变得血红雪白。过去演戏借用学校的教室排练，演戏的场租不过一晚几百元，现在三环以外的剧场都要四五千块钱的场租，场租之外，装台费另算。饶是如此还相当紧俏，除非有十足的关系，否则年初就需要早早预定。演员呢，简直请不起。在中戏任教多年的沈林不好意思拉学生演自己的小戏，“没名没利，耽误人家前程。”最绝望的时候，沈林和高音甚至想过找两个评弹或者曲剧演员把《北京好人》说唱出来算了。

戏是小戏，但话剧演员不会唱，曲艺演员不会演。沈林对布莱希特的剧本进行本土化处理后，剧本直指中国当下部分敏感的问题。舞台经验丰富的演员担心演这样的戏对自己今后的“进步”无益。

《四川好人》里对沈黛垂涎三尺的老剃头匠苏福变成了《北京好人》里“古董收藏家兼古董制造商，最后的精神贵族”苏好古；《四川好人》里以结婚骗取沈黛钱财的飞行员变成“三闾大学毕业生，先进文化代表，托福666，鸡阿姨3333，获西太平洋大学全奖，万事俱备只欠赴美机票”的海龟预备役。老王没有合适人选，高音拉来了中戏戏文系秘书杨可心，杨老师身量不高，瘦脸、皱纹深刻而落寞。

王玉退出之后，吉林艺术学院的在校生姜春琪临时顶缸。正式登台之前，小姜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熟悉三弦。苏好古的扮演者、北京曲剧团的演员李林安慰她：没事，现在全国能唱三弦的，算上王澜老师不超过71个。王澜是剧中沈黛房东梅姨的扮演者。她是中戏92届毕业生，按照当时“中戏学生必须学习一门曲艺”的教学安排，曾由魏喜奎新授过岔子曲《春至河开》。

因为没钱，剧组想了很多穷办法，而往往是这些穷办法，在场上博得了最多的掌声。用泥塑代替活人表演的神仙；蒲扇抖动做沙沙雨声；用老式竹条婴儿车加一个灯泡、几片瓦、几枝假柳条、几件杂货装点成写意又写实的杂货店；演员广泛借用皮影、说唱、街舞的形式，戏谑轻巧地交待大段复杂剧情。

“用泥胎表现神仙”是沈林写剧本时就有的想法。开始他把三位神仙都按“下巴上长着东西的伟人”的形象去处理。外国同行听到这个创意后，在哈哈大笑之余建议：最好让三位神仙有所区别，让他们一个是广东的、1一个是湖南的、一个是四川的。沈林一想也对，这三位都以建设人间天堂为己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和布莱希特剧本的神仙有点相像。

为神仙甲配音，同时又作为《北京好人》剧组新闻发言人的史航问沈林，如果观众问三个神仙代表谁，我怎么回答？沈林沉吟的时候，史航已经冒出一个点子：我就说那是唐国强。

2010年10月，《北京好人》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公演，2011年，又被请到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高音发现，朝阳文化馆的观众跟北大的观众有很大不同。文化馆的观众被肢体语言逗笑；北大学生为剧中人于标的“三闾大学毕业生，托福666，鸡阿姨3333”发出最欢快、会心的笑声。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教授潘维看过戏后，老实不客气地对沈林说：你们这个戏特别浮皮潦草。中国社会都到什么地步了，你们还在表现这些东西。我看你们这个戏最大的亮点就是把那些无耻的知识分子塑造得比较传神。

“无耻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好人》的化身就是苏好古和于标。一个“成天穿唐装、唱昆曲、抚古琴、品普洱”自以为替中国人挣面子；一个一出场就呼天抢地“你们中国人不彻底改造‘民族劣根性’，就永世不得翻身，不顺应民主自由大潮，就只能灭种亡国”，出国不成又向雇主大表衷心：“资本和精英，咱们一家亲，治国平天下，咱要一条心。”

对于潘维的批评，沈林是接受的：“‘草台班子’一出90分钟的小戏不可能把中国的问题说透。”

从写剧本开始，《北京好人》就状况不断，资金、道具、演员……公演12场，倒有11场像是彩排。演员的功底所限，单弦牌子曲的韵味也经常打折成为荒腔走板，但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它可以成为一出好戏的核心品质：真诚、锐利。继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后，《北京好人》又收到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孙惠柱邀请，参加2011年9月23日到29日在上海举行的国际小剧场戏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