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发展战略，归根到底是创造更强的资源聚集能力、知识创造能力和环境持续能力。而一个强大的城市核心应是各方面能力的直观和集中体现，同时对提升各方面的能力具有重要的能动效应。本文的研究从剖析武汉目前的CBD建设开始，认为：目前分散而孱弱的CBD建设无法承担起城市中心“动力机”的战略职能，武汉中心城区建设需要多个配套项目来协助与支撑形成更完整的都市核(Urban Core，简称“UC”)。本研究同时认为，总体规划中所确定的、已进行国际方案咨询的王家墩CBD选址和相关建设仍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商榷的议题，建议市政府统筹各种职能中心的空间布局，慎重考虑未来中央商务区的选址，将沿江地区作为武汉市未来中央商务区选址的首选。本文将通过诸多的框图对武汉都市核心的战略选择进行研究，通过多角度的深入比较和论证，支撑研究的结论。

    １、武汉需不需要建CBD

　　武汉CBD的规划建设，长久以来为各方所关注，虽臧否不一，但仍以质疑者居多，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武汉是不是有资格建设拥有CBD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武汉是不是有必要建设已经被炒得面目全非的CBD。

    ２、武汉建设CBD的基本条件

    2.1武汉与CBD的渊源

　　CBD，英文全称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一般译为中央商务区，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以商务功能(金融、保险、贸易、科技信息、会议展览，以及写字楼、酒店、公寓等)为主体，其用地规模通常为3　km2～5　km2，建筑规模为数百万平方米至二千万平方米，建设时间为30年～40年，形成模式一般有以纽约曼哈顿为代表的“市场自发演进”模式和以巴黎拉德方斯为代表的“政府规划引导”模式两种。

　　根据目前比较主流的学术研究成果，关于CBD的形成条件大致有三种说法②，且CBD通常需具备5个特征③，如此看来，似乎国际上只有纽约、东京、伦敦(三大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CBD才叫“CBD”，而我国似乎只有香港、上海、北京才有资格拥有“CBD”了。武汉的经济规模和产业质量距离CBD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但本研究中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查阅和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历史上的武汉曾一度具有与上海齐平的经济地位，武汉经济的衰退更多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④。当前，有两件事将为武汉在未来3年～4年间飞跃性的发展创造条件，一是2007年沿江铁路的全线贯通，以及航空和航运的恢复，武汉将重新恢复四大交通枢纽之一的地位，武汉将重新成为长江经济带上最具经济辐射力的城市；二是根据WTO协议，2006年后中国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将对外资开放，外资将能更方便地进入内陆腹地，作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龙头，武汉将成为外商投资“二次选择”的最佳选择地。

　　武汉发展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雏形，其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即在金融、保险、资金流通等方面，在中部地区尚没有哪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可以与武汉相提并论，武汉以CBD为目标建设城市核心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2.2武汉发展CBD的必要性

　　2004年，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及武汉在华中地区的经济地位，这些都决定了武汉需要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迫切性。

　　尽管武汉长期以来被作为工业基地进行建设，但武汉的零售贸易和社会消费品销售始终是武汉经济增长的要素。而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服务产业却相对薄弱，金融市场的建设呈现出粗放式增长的局面。武汉的第三产业仍然需要对组成结构进行比较大的调整。

　　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扭转中部“塌陷”的关键措施之一必然是通过武汉到全国各大金融市场融资，而不是仅在武汉地区融资。

　　从横向比较看，武汉从事金融、保险、通讯等生产服务业的人员数量有限，中介服务业，如会计、律师、价值评估、信用评级、投资咨询、市场调查等方面的人才尤其缺乏，亟待大批培养。因此，武汉必然要培植核心产业，争取成为华中地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密集中心、资金聚散中心、产权交易中心、金融清算中心、金融创新中心、金融人才培训中心和区域性金融管理中心，积极为第三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早作准备。

　　总之，建立社会化资金大循环机制需要相当数量的金融机构，其功能要足够强大，效率要足够高。

    ３、对信息时代CBD的理解

　　CBD被认为是工业时代的“城市病体”，这主要是由CBD在交通、环境、安全和变异四大方面的“顽症”造成的⑤。因此，出现了“DE-CBD”论，认为CBD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引发大量“城市病”的元凶，认为“没有CBD的城市，就不要没病找病了”。目前北京、广州等地也相继发生了一些大型企业总部搬出CBD的事件，以及近来学术界出现的对“E-CBD”“V-CBD”理论的讨论，似乎一个物理意义上的CBD建设在信息时代已经彻底过时了⑥。

　　但通过对“E-CBD”“V-CBD”的深入考察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