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班”成为加薪、晋升的重要指标之后，处于劣势的员工，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哪里还敢以身家“钱程”为代价说“不”呢？

    加班，还是不加？

　　这对胡新宇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尽管这仍是国人热议的谈资。

　　经过一个月的救治，5月28日夜，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抛下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女友，独自奔赴另外一个世界。而在此之前，胡已连续数月加班至凌晨，甚至有时就在办公室打地铺过夜。

　　又一个鲜活而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

　　“还真有这么傻的人？！”这是身边一些人听到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并非真的毫无同情之心，只是以偏激的语言表达其惋惜之情。

　　不幸，真是不幸，然而，这种不幸可以通过个人抗争避免吗？

　　沿着历史的河流向上追溯，“一个人活活累死”的现象，似乎只应该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应该永远定格在那个连续工作26小时之后死亡的服装女工身上；然而，可悲的是，一百多年来，这一现象非但没有随着全球社会财富的丰富而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终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产生了“过劳死”这一令人心寒的术语。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每年都有一万多人猝死，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在1995年，包括日本著名的精工、全日空在内的12家大公司的总经理纷纷去世。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料到，如今，“过劳死”现象竟也在中国开始蔓延。

 　 从在装配车间连续加班四天后猝死、在生命的最后三天没有睡足六小时的广州女工何春梅，到去年春节前短短4天两名清华大学教师相继突然死亡，再到今年5月华为和中兴两通讯巨头的青年员工先后与世长辞……

 　 “过劳死”已经侵入我们的生活，甚至可能随时会夺去我们周围人的生命。也许我们还不愿承认，但，这是事实。
 
　  “他人很好，也很聪明，大家不要再说他傻，或者甘于被压榨之类的话……”，胡新宇的女友饱含泪水的话，或许代表了每一位不幸过劳死者亲朋的心声。

 　 如果这仅仅只是个别现象，那我们尚可就事论事，责叹其“不懂得珍惜生命的可贵”；然而，当“过劳死”早已不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时，还真的能够通过个人抗争来避免吗？

 　 “一队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囚犯，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在烈日的暴晒下缓缓前行，不断地有人因身体不支而倒下……”

　　在看到这一消息的瞬间，列夫·托尔斯泰在《复活》里所描述的这个场景，就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幅画面——

　　一群西装革履、目光迷离的IT精英，在装有空调的房间里玩命工作，间或有人因为过度疲惫而离去……

　　跨越时空的界限，抛开身份与地位的差异，这两类人的悲剧其实是很相似的。只不过，前者是被迫囿于有形的身体枷锁，而后者则可说是半自愿地受制于无形的枷锁。

　　据说，华为每个从事开发的员工的办公桌下，都有一个床垫用于休息，美其名曰“床垫文化”。员工表示只是服从企业的文化传统，而企业则宣称员工是自愿而非强制。以至于员工不幸身亡，却找不到具体负责任之人。

　　然而，在八小时工作制日渐消亡的今天，在“加班”成为加薪、晋升的重要指标之后，处于劣势的员工，已经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哪里还敢以身家“钱程”为代价说“不”呢？

　　不难理解的是：一个企业，即使取得再辉煌的成就，如果以逝者亲人的泪水为代价，也不能称之为一个成功的企业；一个社会，即使创造了再丰富的物质，如果失去了对生命的关注和珍爱，也算不上一个先进而文明的社会。

　　每当一种不良现象蔓延，而且又无人为此承担责任时，人们都会把目光聚集在现行制度的缺陷和法律的缺失上。我们当然可以仿照日本把“过劳死”写进法律，可以要求逝者的亲属索赔。然而，照此，这种现象就会自然消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