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故事：上帝问一位遇难的矿工，如果有来世，你想做什么？

矿工嘟哝了一阵，说：“我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我死的事也只有几个人知道，太不公平了，有来世我也不来了。”

是的，蚁蝼也会惜命，更何况是人呢！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矿难陷入了瞒报的怪圈，这种有悖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做法，让人难以接受。

瞒报手段：花样百出

据《河南商报》报道，2005年7月31日，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镇一煤矿突发透水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竟然别出心裁，想出了给记者发“工资”的高招，只要人说是记者，就能发一笔意外的小财。他们制定的标准是：中央级媒体的每人500～1000元；省内各媒体的200～500元；其他市级媒体的200元；跨行业、跨地区媒体100元。仅8月14日这天，就有一百多家媒体、480人领走了20万元。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许多假记者来领“工资”，他们难辨真假，只好照发不误；让人深感惊讶的是，汝州经济落后，这笔用来给记者的钱，居然是镇政府从信用社贷的款。

发生了矿难，是让人痛心的，事故发生后，隐瞒不报，这就不只是痛心，而是痛恨了。汝州寄料镇用这种“原始而有效”的方式公开贿赂记者，希望他们睁着眼睛说瞎话，更希望他们长着嘴不说话，让人啼笑皆非。

其实，矿难瞒报的方法又何止用金钱收买记者这一种呢？

2004年6月3日，河北省邯郸县鸿达煤矿发生事故，死亡12人。事故发生后，该矿既不联系医院抢救，也没向任何单位和部门报告，矿长马登峰灵机一动，死亡12人就成了死亡1人，真是点石成金。这就是轰动全国的“邯郸县6·3矿难瞒报事件”。

2005年7月2日，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阳方口镇贾家堡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该煤矿不仅没有如实报告，矿主侯传高还策划组织了一批人，把三十二具尸体分别转移到了山西朔州、内蒙古集宁和丰镇等地。

瞒报矿难的事例可谓俯拾皆是，瞒报的方法更是种类繁多，无所不用的手段，使人唏嘘不已。

瞒报目的：都是一个“利”字

上面列举的矿难瞒报事件中，我们总是能找到一些官员的影子，比如，汝州出面“接待”记者的是汝州市寄料镇政府企业委的杨主任。杨主任之所以出面做这种违纪、违法的事，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政府官员参与隐瞒矿难消息，已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答案很简单，除了极个别的人被“赶鸭子上架”，不得不做这种违心的事外，绝大多数人考虑的都是一己私利。

首先，某些官员与矿主之间存在着利益关系或交易行为，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煤勾结。有人说：“矿山企业的巷道多深，矿山老板的关系就有多深。”这话不无道理。平城镇的一个三轮车司机就说，这里的煤矿大部分有领导的股，至于有多少他不清楚。正因为有特殊关系，一些官员便使出全身解数去“摆平”矿难，瞒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其次，有些领导怕丢“乌纱帽”，我国已开始实施问责制度，出了矿难事故，相关领导难逃干系，轻的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重的则要被追究法律责任。于是他们就试图把事情在内部“消化”掉。汝州的那位杨主任就说，他们之所以贷款发钱给记者，是因为市里有位领导对口管理这家煤矿。

瞒报矿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一些地方，煤矿是财政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保护”煤矿似乎是政府官员的主要工作。

1999年，左云县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亿元，2004年，该县财政收入突破4亿元，在这4亿元中，来自煤矿的收入占90%，为了守住煤矿这个“金饭碗”，这个县上下达成了一个共识，出了矿难最好的选择就是息事宁人。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当记者采访相关部门和负责人时，这些部门都是一一回避；当记者把稿件传真到左云县后，有关方面多次要求延缓发稿。

瞒报矿难的第三个原因是，黑心矿主的自私自利。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瞒报的矿主都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减少损失，不让自己的煤矿停产整顿，鸿达煤矿矿主马学林事后就说，他之所以瞒报，就是怕矿被关了。这些矿主的心是黑色的，他们对金钱趋之若鹜，自然就视死难矿工为草芥了。正可谓，矿上机器一响，就有黄金万两。

矿山上的工人，有不少是外地打工者，人一旦死去了，如果家里的人不找，这些人就永远是“屈死鬼”，矿主也就省了一笔赔偿费。另外，按照目前的赔偿标准，矿上死个人，最多也就是赔个二三十万元，而现阶段煤炭价格飚升，开个矿一天纯挣几万元以至几十万元是很正常的，只要瞒报成功，只要不停产，矿主依然可以把票子数得哗哗作响。

一位煤矿管理者说，现在大家都是“忽悠”——基层“忽悠”矿领导，矿领导“忽悠”市领导，市领导再“忽悠”上级。他说，更可怕的是，有时是几方为了各自利益一起合起来“忽悠”，并一起“认认真真走过场”。这话一语道破了瞒报矿难的天机。

消除瞒报；健全举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