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翻译家傅雷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上，有一行用辛酸的泪水写成的文字——“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结论为右派分子。”

　　本来蜗居书斋的傅雷，在1956年下半年的“屋外热流”的推动下，频频“鸣放”，撰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问题、出版界问题的“鸣放”文章十二篇，发表于上海《文汇报》。可以说，傅雷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

　　然而，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夏天，形势急转直下。7月6日，傅雷还在《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那样的文章。一个多月后，8月22日，上海的报纸便点了傅雷的名字。8月24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刊载文章，批判傅雷。《文汇报》上的大字标题为《市政协大辩论进入高潮——傅雷“中间路线”思想……受到批判》。

　　8月26日，《文汇报》上《批判错误思想，准备反击右派——政协座谈会旁听侧写》一文，醒目报道傅雷在市政协再度受批判的情况。会上，傅雷“他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会上的“批判”调门却很高，指责傅雷“亲美”，“反苏”。

　　1957年12月23日，傅雷夫人在写给傅聪的信上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查，……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因为心不定。……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付，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

　　就这样，在1958年4月30日下午，他被“批判”之后，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夜深沉，未见傅雷归家门。

　　一向脾气温和的傅雷夫人，此刻心急如焚，她深知，“无罪无辜，谗口嚣嚣”，刚直不阿的丈夫受不了这样的冤屈。他是一个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她担心，无端受戟指怒目之辱，他会拂袖而去，离开人世。

　　很久很久，终于响起了敲门声。夫人急急开门。门外站着傅雷，疾首蹙额，怅然若失。

　　夫妇俩在书房里黑灯对坐，默然无言。

　　很久很久，傅雷喟然长叹，这才说了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自从傅雷受“批判”、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传开之后，“左”的灾难波及到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有其父必有其子”，傅聪在留学生中也成了“批判”对象。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上，傅聪悄悄买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由于他单独在外边居住，他的行动避开了中国留学生的注意。他在收拾行李时偶然被来访的同学撞见，可是同学以为他在准备回国，并未在意。

　　傅聪坐在飞往英国的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伦敦上空的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便已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电讯。

　　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们便包围了他。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钻进轿车，飞驰而去，甩掉了尾随的记者……

　　对于出走，傅聪在1980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了他当年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我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然而，在那“阶级斗争”的岁月，父子之间恶性牵连着：由于傅雷错划“右派分子”导致傅聪的出走，而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

　　傅雷与朱梅馥自1932年1月结为夫妇，整整34年，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情深似海，共赴危难。1966年9月3日凌晨，他们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

　　傅雷夫妇在离世之前，写下遗书。他们在遗书中说：“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傅雷夫妇在遗书中吩咐把“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他们甚至留好“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坦荡荡，傅雷夫妇的遗书是对极左路线的控诉书，是他们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

　　1977年初春的一天，在英国伦敦的傅聪和他的妻子驱车外出，忽然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中国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他的心颤抖了。他已经有20年没有听到中央乐团的演奏了。伟大的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被荒唐地禁止了十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出现。他想，也许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