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在中国存续了一百多年，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票号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理念无不体现了现代企业的内部控制思想。

　　票号，系经营汇票得名，由山西人创办并经营，故称为“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始办于道光三年（1823）年，首家票号为日升昌。当时，平遥、京师间货款靠起镖运现，既费时费力，又担风险。于是，票号大掌柜学习京师商号和商人兼营汇票的经验，萌生了在京晋山西商人间用拨兑法代替运现的想法，并付诸实践。山西票号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一百多年，后因战乱趋于衰落。作为一种新的行业，票号能够存续这么久，必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即操作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企业内部控制。

　　知古鉴今，以COSO委员会所制定的内部控制框架来研究山西票号，对于分析和规避财务舞弊，完善内部控制研究和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控制环境

　　山西票号由东家或者财东（指出资者，相当于公司的股东）出资，聘任大掌柜（票号的经营管理者，相当于公司的总经理）进行经营。财东聘任大掌柜之前，对其进行严格的考核，大掌柜必须“德才兼备、多谋善断、能守能攻”。山西票号一直延续着尊重儒学的传统，在商业活动中引入儒家的“克己、忠义、仁爱、诚信”，使其在经营中能够做到舍利取义、舍小利取大利、舍眼前利益而得长远利益。同时，山西票号非常重视员工的道德教育，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身处金钱货利场所，却不见利忘义，坚持“仁中取利、义中求财”。

　　就管理哲学而言，山西票号的一切业务管理、职业待遇、经营纪律都由规章制度来进行规范，总结为16个字“经商之道，首在得人，振兴各庄，端赖铺章”。“铺章”就是号规。财东聘任大掌柜负责全面的日常经营，财东对大掌柜给予充分的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大掌柜在票号内有无上的权力，实行高度的集权制度。

　　风险评估对作业层级风险的控制

　　首先，从总号到每个分号，都有专人用毛笔书写汇票，并将书写人的字体报给总号及各个分号，预留备案。这样，所有在号人员都能够根据预留的备案识别真假。如果需要更换书写人员，更换后必须立即将字体报告给总号及各个分号，并预留备案。

　　其次，汇票写完后，需要加盖印鉴，印鉴正中有人物像，周边刻有小字，以防假冒。同时，汇票的金额、时间均设有暗号。只有票号的人才能识别，持票人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认票不认人”。山西票号在经营汇兑的过程中，还创造了以汉字作为汇票签发日期和银两数目代码的暗号，机密度极高。汇票的印刷用麻纸，内加水印，每家票号的用纸、款式、水印都不同，只有各家票号的人才能识别，这样，汇票就很难被伪造。

　　最后，山西票号还制定了“见票三五日兑付”和兑付后“汇票即焚”制度。这个制度的意思是票号在见票之后，要无偿占用顾客款项3到5天，一方面使票号在见票后有时间准备款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全保险。对于持有汇票的人，见票即付当然好，但是若是汇票被盗窃或者遗失，来不及挂失就会被取走。而“见票三五日兑付”为持票人挂失腾出了时间，同时“汇票即焚”又做到了票号的绝对保密，维护了票号的信誉。

　　这样一套系统、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保证了票号与客户双方的利益，在山西票号存在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很少发生汇票骗领事件。

　　对资金风险的控制

　　山西票号分号很多，但是由于各个地区经济状况不同，各个票号的现金盈亏、行市好坏亦不相同。有的票号现金盈余，款项放不出去，资金闲置；有的票号现金短缺，利率上升却无款可放。于是，山西票号运用“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分号之间资金余缺调剂、灵活调拨，一方面保证存、放、汇的顺利进行，同时又做到了资金的充分利用。

　　对经营风险的控制

　　山西票号根据经营成本的变化对存贷款利率和汇水（票号运作的收入为汇费，也就是汇水）水平进行适时的升降。例如，逢镖过节利息上升，汇兑存放要谨慎，不宜大额贪做；分号开设时一般只做汇兑，等熟悉市面后再做存放；根据时局对规模和网点进行调整。八国联军侵华时，日升昌的大掌柜适时撤销了成都、重庆、广州、汉口、张家口、开封等地的分号并且辞退员工，避免了因战乱导致的更大损失。

　　控制活动

　　山西票号实行一体化的经营管理准则，总号要求各个分号必须通盘考虑、密切配合。如果为了赚钱使其他分号遭受损害，要受到总号的处罚。由于山西票号实行的是“总号大掌柜独裁制”，必须得到总号的指示，分号才能运营。

　　总的来说，山西票号实行三级上下负责的权力结构：大掌柜对财东负责，受财东监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