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农民工王斌余因讨薪不成连杀四人、重伤一人，全社会为之震动，进而引发舆论热议。公众普遍同情王斌余的悲惨身世、打工历程和讨薪的艰难经历，认为他罪不当死。但也有不少人士认为，一些表达同情的舆论遮蔽了案件真相，干预了司法的独立审判，呼吁“对社会问题的忘情关怀，不能危及社会的法律底线”。

    在某种程度上，对舆论导向的反省的确不无道理。不过，如何更深刻地认识王斌余案的真相，似乎更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首先，王斌余并非一开始就将法律抛之脑后。案发前，王斌余为讨薪向劳动部门求助，对方“建议”他去法院。法院表示受理案子要三到六个月，又让他再找劳动部门。经劳动部门出面调解，包工头吴新国承诺5天内结清工资，并先支付生活费。但事后又因生活费数额问题争执不下，吴新国不仅拒付生活费，而且不让王家兄弟俩再在工地上吃住。经历如此曲折的讨薪历程后，王斌余对法律由希望到失望，其心态之悲凉可想而知。

    其次，王斌余前去找吴新国索要生活费之时，却遭到他人的嘲笑、辱骂和殴打，进而“迁怒于人”，酿下惨剧。而侮辱王斌余进而被杀的受害者恰恰也是农民工，这种来自弱势群体内部的自我残杀，无疑是我们社会最深切的悲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真相，王斌余案再次暴露了法律保护弱者不力的现实。有调查表明，农民工的讨薪成本正在逐年升高，每讨回一千亿元工资，就必须付出三千亿元的代价。法律对农民工权益十几年如一日的保护不力，已在社会上形成巨大的心理暗示：欠薪不怕，讨薪无望。欠债人有恃无恐、被欠者低三下四的普遍性“真相”，不仅欠下了农民工们一笔笔经济账，还彻底损害了他们的人格尊严，损害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的信任、对自己的信心，以及对他人的责任感，最终的极端形式就是，在王斌余们的心中积累了怨恨的炸药，随时可能引爆。

    有人说，现代法治的遗憾之一就是事后追惩制，在任何时候，公权力都不敢打保票说“足够有效地实现公平正义”。就王斌余杀人案这一具体案件而言，法律的确存在着这种遗憾，但就更为宏观的民工欠薪问题而言，法律的问题却出在多年来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当拖欠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漠视法律的集体无意识时，任何形式的法律“事后追究”，实际上都是软弱无力的。

    以维护公民权益为己任的法律，绝不应当是“秋收起义”。如果法律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能成为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常规机制，等到问题积累到“杀人放火”之时才像秋收一样算总账，维护所谓的正义，并由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们”来完全承担“正义”的代价，这种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这样的法律还是令人敬畏、令人信服的法律吗？

    法律要有尊严，必须随时随地成为全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此时选择利用法律，彼时却将法律束之高阁。王斌余悲剧的真相，理当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思考法律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