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里湾采风的画家老梁，画了一张三里湾的水彩画，征求乡亲们的意见，没想到，竟然引发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玉生委婉地“批评”老梁太“现实主义”了，因为他的画没有表现开渠之后三里湾的丰饶。没想到，一石击起千层浪，大家纷纷议论起来，表达着对未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生活的向往。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三里湾的村民们议论的这些东西，是那样普通，因为，他们渴望的东西，不过是些芝麻、谷子之类的粮食和拖拉机、汽车之类的生产工具。然而，在三里湾的村民们眼里，这些东西就不那么平常了。因为，这是他们的想像力所能抵达的最远的远方，是遥远的未来在憧憬中的现实展开。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用朴素的思想和话语对时间和空间的“现代”规划：只要扬弃单打独斗的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富饶的“三里湾”。

    让人更加高兴的是，我们看到，在“三里湾”，人们不仅对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的伟大远景有着清晰的认识，而且对这一事物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也有着同样清晰的认识，就像小说通过金生笔记本上“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几个谜语一样的字向我们揭示的那样。

    这几个字，是金生对合作社所面临问题以及解决途径的深刻思考。“高、大、好、剥”代表四种户——“高”是土改时得利过高的户，“大”是好几股头的大家庭，“好”是土地质量特别好的户，“剥”是还有点轻微剥削的户。这些户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不热心，多数没有参加，少数参加了的也不积极。地多、地好的户参加社的既然不多，那么按全村人口计算土地和产量的平均数，社里自然要显得人多、地少、地不好了。而且，严重的是，这些户虽然不愿意入社，可大部分都参加在常年的互助组里，有些还是组长、副组长。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怕担落后之名，除自己不愿入社不算，还劝他们组里的组员也不要入社。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村干部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尽量动员各互助组的进步社员入社，让给那四种户捧场的人少一点，才容易叫他们的心里有点活动。另一种意见主张好好领导互助组，每一个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要入社集体入，个别不愿入的退出去再组新组或者单干。
   
    至于“公、畜、欠、配、合”，指的则是另外的问题——“公”指的是公积金问题，“畜”指的是新社员的牲口入社问题，“欠”是社里欠外债的问题，“配”是分配问题，“合”是社内外合伙搞建设的问题……①

    请看，短短十个字，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既有一直困扰我国农村发展的人多地少这个老问题，又有当时互助组和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还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互助合作运动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转变而引发的资源组合、财产分配、合作建设等即将出现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哪一个环节解决不好，都会影响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

    其实，这不只是“三里湾”一个村的问题，而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或者说，作者所刻画的“三里湾”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典型”，是“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细节的真实”水乳交融的“这一个”。这个“典型”既呈现了刚刚从苦难中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几乎无法直面的惨淡人生，也预示着，他们将不得不克服空前绝后的困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就是说，他们要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设一个崭新的事物——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新农村。

    不过，要想科学地理解这个“典型”的内涵以及这一“典型”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我们必须要对互助合作运动发生发展的历程及其在矛盾中扬弃自我的性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比较成型的互助合作组织是“1930年代”江西革命根据地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1933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现了这一宝贵的创造，并制定“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等文件，有意识地领导互助合作运动，有计划地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别小看了这初级合作组织，正是它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度过了封锁连绵、围剿不断的艰难岁月。②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革命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不仅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封锁，而且积累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实践中，把对互助合作运动的认识由感性阶段提升到理性阶段。
   
    1943年10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合作社》就是这一认识的结晶。在这部经典文献中，毛泽东不仅阐释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外延——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而且阐释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