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红明：《启蒙时代》写的几乎是比你稍早的一代人的生存。从写69届初中生进入文坛，多年后站在这里回望青年时代，为什么？这是否可以视作你对同时代人精神成长的剖析？

    王安忆：我的写作其实从来没有超出我经验的范围，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启蒙时代》正是在其中。我所写的那个时代，于这一代青年来说，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时代，是两场青年运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之间的一个短暂的宁静时刻，我企图将其奉献给这代青年用作思想的成长。倘若是正常的情形，时代不会分割得那么细密，演变出那么纷乱的涵义，时代中的人也不必承当那么繁重的认识任务，可偏巧是在这样激荡的历史变革中，几乎三四年就可算作一代，成长的要求变得格外严格。我大约是和小说中的“舒拉”同代，于是就作了一个旁观者，看着“前辈”如何应对时代和生活的复杂性。

    钟红明：为什么命名这部小说为《启蒙时代》？它似乎散发一种隐约的气息，笼罩了这部小说。小说名称也会让我们联想到法国的“启蒙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王安忆：这部小说最初的题目叫“思想者”，可事情开始得颇不顺利，几次开头都进行不下去，显然这个题目太过严肃，压力过大，而且也太抽象，而小说是具体的，于是无从着手。然后，我说服自己放弃这题目，将企图放低、单纯和简化，于是，题目就变为“初恋”。说来也奇怪，自此事情就顺利起来。在这一个平常的名义下，人和事都松弛下来，自如地活动。而我渐渐又欣喜地发现，其实，一切还是在向我的初衷发展，这些青年在他们幼稚的面容底下，逐渐浮现出思想的表情。大约写到中途，“启蒙时代”这个名字跃然而出，其时，大局已定。所以，题目指示着彼岸，当彼岸太远或者太渺茫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引渡，经过曲折的道路，它终会浮现在天际线处。

    钟红明：记得你曾经在剖析许多小说的时候，说到小说出发时候的那个“动机”，又经由怎样的叙述方式，来到了小说的“彼岸”，创造了属于作者的那样一个个性化的心灵世界。具体到你的这部小说，你如何控制它的走向？

    王安忆：“控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动机”在松弛的发展过程中，就像一个有机物，会自行丰满膨胀起来，超出事先的规定——我要的就是这个状态，超出所有的预计，任意地自由地伸出触角向四面八方，但危险也是在此发生，那就是失去节度，迷失方向。所以，就需要潜在的紧张度。这个紧张度在一个有篇幅的长篇里，其实就是一个明确的意图，即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却又不能来损害事物发展的自由。可以说，创作过程中的心力，就是用于调节这两者的关系，这种调节的工作，都不是能够在一部小说中完成，而是写作的永久性任务。

    钟红明：在读《启蒙时代》的时候，我觉得和以往类似题材的作品有相当的不同，以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狂热引领毁灭，是有着鲜明的善和恶。这几乎已经成为套路，只是惨烈程度的不同。但我觉得你是在作一个精神分析，就像细细描述作用于他们生命的那些所有可能性，百川归海，最后合力于他们的走向。是吗？

    王安忆：这也可能与我自己的经验有关。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内心生活活跃的时期，外部的生活停滞了，内部便兀自生长着。事实上，外部的生活是有限的，内部却有着可无限扩张的空间，它无边无际。“文革”是一个充满激烈事件的时代，它非常容易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忽略那时节我们心里发生的戏剧。

    钟红明：小说中的这些青年，一些是干部子弟，但因为他们的父辈很快受到了冲击，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弄潮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难者，也不是那个革命时代一般自以为的拯救者，“南昌”面对着革命和亲情的抉择，面对一个“背叛”的父亲，面对母亲的死亡，他选择的是逃避和寻找其他的出口；而“陈卓然”是一个期望救世者，又多少有些空幻。是否他们的思考也因此有了更纯粹的意义？

    王安忆：“南昌”，以及这帮干部子弟无疑是小说的主角。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这场革命的性质，那就是教条主义和激进政治。这些孩子都是在虚无的概念里活动，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简单到了空洞，无论是社会伦理，还是家庭亲情，都缺乏感性的体验。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父辈——都还来不及成熟他们自己的理性，来绘制新时代的蓝图，充实其中的实质性内容，就将其囫囵交给了后辈，所以尽是些名义。这是从传承上就发生的问题，可说是先天不足，于是，在后来一代一代，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缺陷就变得越来越尖锐。“陈卓然”肯定是其中的清醒者，但他的给养也有限，这个爱思考的青年，信任书本，这既是教条主义的特征，又还是书本比现实有更多的资源，但是，也没有针对性的药方，靠自己在黑暗中找路，凭着性格的禀赋，向真理靠近，他是最有希望的人。但“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