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中有这样一段话：“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到“傻子瓜子”时说的。至今，这段话在“傻子瓜子”的包装和创立者年广九的名片上仍然保留着。在年广九眼中，这已然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

　　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共3次提到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

    改革开放前的“傻子”　街头小贩的晴雨表

　　20世纪60年代，年广九曾因“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罪”被两次关进监狱。1972年，各地水果歉收，以贩卖水果为生的年广九决定改行炒瓜子。

　　第一次，年广九把炒的瓜子包成275小包，带到电影院门口去卖，每包5分钱，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完了，净赚了8.85元。

　　在今天人们的眼里，瓜子早就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瓜子的身价却不一般。它在当时是国家二类农副产品，属于统购统销物资，个人经营是违法行为。可想而知，向路人兜售瓜子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

　　随后几年里，年广九不断遭遇到被抓的经历，但在一抓一放之间，年广九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回忆起当年，年广九说：“天天被抓，一天也不知道被抓多少次。”以至于很多芜湖的个体户后来回忆说：“‘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傻子’要是挨打，我们就赶快缩头。”

　　1978年，许多小商小贩都还在观望形势的时候，年广九率先在安徽芜湖市的闹市区十九道门公开摆出瓜子摊位，自产自销。

　　改行炒瓜子的年广九要为瓜子起一个名称，而“傻子瓜子”的来源，与年广九的家世还有着重要渊源。

　　1936年，年广九的父亲到芜湖来，为了生计卖水果，他老实巴交，不知道扣斤扣两，不会当奸商，人们都叫他“傻子”或“老傻子”。“我跟着父亲做生意，人们就叫我‘小傻子’。现在我年纪大了，人们也叫我‘老傻子’。我的几个儿子，人们都叫他们‘小傻子’，就这样‘傻子’的名称传了三代。”虽然已经71岁，但年广九依然精神矍铄。

　　当时在朋友的建议下，年广九决定以“傻子”作为自己的招牌。他认为，中国人吉祥的招牌太多，起一个似乎有贬义的招牌，反而会给顾客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狗不理包子”和“王麻子剪刀”。事实证明，这个不好听的招牌，效果十分理想，瓜子不仅畅销全国，还多次卖到国外。

　　后来有人提出“傻子瓜子”没有苏州、上海的瓜子好吃。年广九专门跑到上海、苏州，甚至到北方的城市买瓜子品尝比较，在配方上作了改进，炒出了共20多个品种的瓜子。“既有适合南方人口味的瓜子，也有适合北方人口味的瓜子。每个品种都能做到香味纯正，壳仁分离，一磕就开。我的瓜子开始在芜湖小有名气，人们都慕名来我家买瓜子，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年广九得意地说。

    改革开放初期的“傻子”　“放一放”“看一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全国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改革浪潮，对年广九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年广九的“傻子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1980年年底，邓小平看到了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写的《关于傻子瓜子雇工问题的调查报告》后，当时就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了肯定，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傻子瓜子”问题。

　　随后，安徽省市两级的有关部门组成两个调查组，写成了两份调查报告，前者送给了当时的安徽省省委书记周子健，后者上报到国家工商总局。

　　1981年9月4日，年广九正在家中炒瓜子，突然来了4个人，为首的是芜湖市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市工商局副局长和市公安局副局长。

　　“我一见这些人，心里就忐忑不安。前几年我因‘投机倒把’被关过两次。这次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是罚单子、逮捕我还是抄我家呢？”年广九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赵文波打消了年广九的顾虑，他告诉年广九，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头版就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就这样，年广九“傻子瓜子”的名头传开了。1982年年底，年广九的“傻子瓜子”获得了国家注册的商标权。

　　改革开放初期，年广九的“傻子瓜子”红遍全国，年广九本人也成了中国最大的个体户，他本人被推到了“中国第一商贩”的时代浪尖之上。

    搞雇工的“傻子”　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

　　与此同时，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共有五六家纷纷上市，“傻子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但年广九自有妙计：一是薄利多销，每市斤由全市统一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