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寒意袭人，但经济已愈发和暖。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公布，三季度GDP同比增长8.9％，新闻发言人李晓超称“全年‘保八’毫无悬念”。这与《财经》此前对20多位经济学家的调查结果相吻合。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已成共识。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反弹态势也趋于明朗。主要经济体的企业库存水平与销售状况更趋匹配，企业盈利状况有所改善，企业家信心与消费信心都逐渐恢复，大宗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全球股市强劲反弹。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一年中主要节日的来临，居民消费将有力带动四季度国际贸易增长。对于复苏，我们不应过度乐观，但不妨大胆断言，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当前在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及中国相应对策时，许多讨论集中在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上，如反弹是否可持续、来年信贷规模、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等。这固然非常重要，但要想获得正解，还需要一种更宏大的视野，需要以调整和改革的思维选择未来发展目标与路径。特别是在近期保增长无忧、通胀预期较温和的时候，中国正面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难得机会之窗。本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调整经济结构”置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其政策微调的意味就值得关注。

　　应当看到，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率先扭转困局，亦可望领先于其他国家步入新一轮上行周期。然而，纵观海外诸经济体现状，原先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基础已严重损毁，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恢复如初。由此，长期停留在口头或纸面的结构调整战略，已经到了非落实不可的时刻。“后危机时代”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客观上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也有益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可谓既有客观需要，又有现实可能。

　　未来全球增长需要新动力，中国被寄予厚望。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延续“去杠杆化”进程，储蓄率逐步回升，消费比例逐渐回落，发达市场主导的全球供需将下降到较低均衡水平。世界经济若要保持稳定持续增长，迫切需要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国际贸易的增长动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因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储蓄率较高，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因而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应对深化全球化进程有所作为。这就要求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主动发挥作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以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分工重组。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也需要中国的擘划与襄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各国达成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共识，中国的分量也日益加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高中国份额和投票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同时，理应优先改革国内宏观管理体制和金融制度。

　　当然，朝向可持续发展的结构转型，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利益所在。目前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有助于这一转型的加快推进。基于投资和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寄望危机结束后国内外需求会重新消化那些过剩而落后的产能，是完全不现实的。惟有通过改革制度、政策等内生因素，来改善增长函数中的技术变量，才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里，围绕打破垄断、开放民间投资、鼓励消费、刺激内需的政策安排与制度改革，可谓百端待举。

　　在加速结构调整的同时，中国也应加快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因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重任在肩，人民币汇率问题也会日益融入国际因素。特别是在美元弱势格局下，人民币升值压力陡增，在经济全面复苏后，这一问题或将再次成为全球焦点。因而，适时加快汇率形成制度改革，既是中国勇于担当的体现，也可倒逼内部结构调整。从长远看，汇率制度改革正是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

　　经济稳定增长需要市场信心，而当前的信心所系，已经从短期的经济复苏转向中长期的金融安全和结构完善。“保八”无悬念固然可喜，然而，只有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顺应全球变革趋势，着眼长远目标，走出真正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此增长才能不再令人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