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一百多年前，大清光绪皇帝在这一天颁布《定国是诏》。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满清王朝，尽管风雨飘摇，但它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变革，革除痼疾，富国强兵，让一个古老的帝国焕发青春，重新崛起，于是“咸与维新”。
　　但是，仅仅一百零三天，形势骤变，本来支持改革的慈禧太后突然变脸，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党人。于是，戊戌豪杰或仓皇出逃，或慷慨赴死。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其他人或被永远监禁，或被流放新疆，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然而，当我们赞美慷慨赴死者是英雄的时候，是否意味着仓皇出走者是懦夫，是逃兵？谭嗣同因为死而伟大，那么梁启超是否便因为生而不光荣？当我们在赞美死的时候，是否在鄙视生？看来，“生，还是死”这真是一个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来，谭嗣同是有机会从容逃走的。那天，谭嗣同亲自把梁启超送到日本使馆。当梁启超要他和自己一起出走日本的时候，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之后，日本使馆方面又提出要为谭嗣同提供“保护”，但谭嗣同回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义。临终时，谭嗣同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够壮烈的了，一百年后的我们读到这里，依然不禁热血沸腾。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一是谭嗣同所说的“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二是谭嗣同所说的“死得其所”。
　　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千百年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因变法而流血者我们随便就可以举出一大批来：战国时期，商鞅因变法而被车裂，吴起因改革而被射杀；汉代有王莽改制，所谓改制也是变法，爆发起义，不久被杀；唐代有王叔文变法，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宋代有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虽然没因变法而流血，但是自己的儿子却因此被人攻击，旧病复发而死……
　　什么样的死，才叫死得其所呢？其实就是死得值得，死得有价值，如果算账的话，就是投入很小，回报很大。也就是说，你谭嗣同的死，或者可以唤醒民众，或者推动变法成功，或者暴露统治者残暴的丑恶嘴脸。但是，谭嗣同的生命换来这一切了吗？
　　民众是很难被唤醒的，无沦你流多少血。就在谭嗣同就义的那天，围观者达上万人，谭嗣同慷慨陈词，而百姓却呆若木鸡，他们不关心你的变法，他们是来看砍头的，他们只知道被杀的是乱臣贼子。他们就是鲁迅所描写的那些“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看客”；他们就是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医病的茶馆主人华老栓；他们就是“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的阿Q。
　　要改变这个世界，不一定用死的方式，梁启超用的是出走，孙中山用的是革命，而鲁迅用的则是文学。相比之下，谭嗣同的死不仅是下策，也非常之单纯。如果以为变革只要死几个人，只要流一点血，就可以成功，那中国的变革大概早已完成。
　　统治者是最欢迎你主动送死的，如果革命党人都这样慷慨赴死，那他们岂不既省心又省力了？坐在家里，把送上门来的革命党一个一个地砍头就是了。统治者最怕的是他们不死，最怕他们隐匿于民间，最怕他们不屈不挠伺机反扑，最怕他们用思想唤起民众。慷慨赴死，无异于缴械投降。
　　人不可以没有激情，变革更需要激情，但激情不是鲁莽，要激情更要智慧。当谭嗣同们不能审时度势，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全凭一股激情，在和旧势力较量的时候，往往会处于下风。
　　维新运动从一开始便埋下失败的祸根。这些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对西方政治体制不过是一知半解，对中国当时的国情更没有充分的认识，且光绪皇帝也没有掌控全局的威望和权力。凭这样一群人想把中国几千年的积弊一夜清除，怎么可能？
　　与其说谭嗣同是为变法而死，不如说是为光绪皇帝而死。由于变法失败，皇帝被幽禁，在谭嗣同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办事不力，所以，只能以死来报答皇恩。虽然谭嗣同没有这样说，但从他那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的话来看，他的死，还是为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他认为，如果自己一走了之，就是对君王的不忠、不义。
　　在可以不死的时候却非要去死不可，这样的死，怎么能说是死得其所呢？
　　【选自王重旭著《中国历史的屈辱》华夏出版社版，本刊有删节，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