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1835—1910）是我国读者相当熟悉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大概在他去世后的二三十年开始翻译介绍进来，比如《夏娃日记》（李兰译）、《王子与贫儿》（李葆真译）等。解放以来，他的作品的中译本更是大量翻译出版。比如张友松译介了九卷之多；名著《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汤姆·索耶历险记》的译本不下五六种；短篇如《跳蛙》、《百万英镑》、《败坏赫德来堡名声的人》也一再被翻译。其他如《傻瓜国外旅游记》、《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涯》、《赤道圈纪行》、《傻瓜威尔逊》、《贞德传》、《自传》等等也有多种译本问世。此外，还可读到几种译自英文和俄文的马克·吐温传记和评论集。报刊上也不时登载有关这位作家的种种论述和翻译。

　　在一般读者心目中，马克·吐温是一位幽默小说家、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游记和传记作家。他创造的哈克和汤姆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特别通过影视的传播更使人难以忘怀。

　　这样的印象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不够全面。马克·吐温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杂文、政论、演说辞、书信等尚未与我国读者见面。如果我们读到这些上百万字的文章，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认识一位全面的马克·吐温，真正的马克·吐温。他不但是一位幽默、风趣的小说家、游记和传记作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直言不讳的政论家、机智敏锐的演说家、悲天悯人的预言家。他的思想其实是他全部作品的底色，他的幽默往往是暗藏机锋的，他的玩笑常常是隐含眼泪的，所以并不存在两个马克·吐温，并不存在幽默和悲观相矛盾的马克·吐温。如果我们读读他摘下玩笑的面具而严肃认真地写下的文章，我们便可以对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比如，读读他的对话论述《人是什么？》，他的寓言小说《四十四号——神秘的外来者》，以及他的杂文《记录天使的一封来信》、《致坐在黑暗中的人》、《私刑合众国》、《沙皇的独白》、《国王利奥波德的独白》，还有关于亚当、夏娃、撒旦、伊甸园的调侃小品文。我们可读到一颗正直、善良、唯真理是从的心；我们可以听到一种疾恶如仇，反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包括他的祖国境内）发生的任何暴行、压迫、残害、剥削的正义的声音。他不畏强梁，傲视王侯，甚至对基督国家目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也敢幽默一下。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特别感谢马克·吐温在我们惨遭列强欺凌宰割的清朝末年，对我国人民热情关怀，为我国人民的不幸遭遇仗义执言，大声疾呼，几乎是单枪匹马与国际反动势力作战的高尚行为。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我国经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百年创伤的开始。相反，这一时期的美国却是处于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时期。美国一些商人除了从非洲贩卖黑奴，充作本国的劳动力以外，还从我国招募“苦力”。1840年在美国的华人只有八人；1860年便猛增到三四万人。1862年，马克·吐温从美国东部来到西部，在费吉尼亚城任《企业报》记者，写了一篇《唐人街》的报道。1863年，他来到旧金山，这里华人较多。一次，他看见一群孩子在街上欺侮一位华人，像恶魔一样揪住这人的辫子（清朝男人即使留洋也要留长辫），尽情作弄。马克·吐温义愤填膺，写了一篇《该诅咒的儿童》，发表在纽约的《星期日水星报》上。还有一次，他亲眼看见：“一个华人头顶一篮衣服，不声不响地从街上走过，一群屠夫却放出狗去咬他；狗在撕咬华人，其中一个屠夫还走上来火上浇油，拾起半块砖头，把那华人的牙齿敲掉好几颗，让他咽下去。”为背井离乡、孤立无援的我国同胞写这样的揭露文章，可见马克·吐温的侠肝义胆。可是报社却把文章扔在一边，不予发表。

　　1868年8月4日，纽约《论坛》杂志上，刊登了马克·吐温的一篇专论《美中条约条款阐述》。这里的条约是指1868年7月28日中美签订的所谓《蒲安臣条约》。蒲安臣原为美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后来清政府“洋为中用”，聘请他为大清的赴欧美外交特使，也算是一种“外援”吧。蒲氏与他本国的国务卿威廉·西华德签订了条约，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颇有戏剧性的一幕。不过，这一条约的某些条款从字面上看，蒲氏为中国在美国的华人争得了一些 “互惠”。因此，马克·吐温为之欢呼：那些恶棍“再也不能对华人使枪弄棒，再也不能对华人动用拳脚，再也不能对华人纵狗行凶了”。

　　可是，没有实力作后盾的条约，只不过是白纸上印了一些不起作用的文字而已。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美国有人认为，上述条约中“互相移民条款，是为促进中国劳动力向太平洋沿岸输入，主要去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建筑工作，因为该项工程的劳动力正发生困难”。等到铁路竣工，大批劳工失去工作，资本家便翻脸无情，认为华工是一种负担。有人叫嚷“华人夺走白人饭碗”，“华人是些恶人”，“从中国这样大量移民，我们美国有黄种化的危险”等等。在反华、排华的谬论挑动下，各地迫害华人的事件有增无减，变本加厉，哪里是什么条约能够约束得住的！马克·吐温善心不改，仍然为我们中国人拿起笔来。他在1870年至1871年连续发表了尖锐的讽刺小品《对一个孩子的可耻迫害》、深刻揭露的小说《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杂文《一个中国人在纽约》，1877年，写了以华人洗衣工为题材的剧本《阿兴》。

　　在上述《美中条约条款阐述》一文中，马克·吐温还为我国打抱不平，抨击帝国主义者横行霸道，喧宾夺主，在中国领土之内，强行划出所谓租界。租界之内是洋人的独立王国，行使他们的“主权”，向中国人摊派租税，把中国人看成“低下的蛮族，不配享受仁慈”，“活该被人踩在脚下”。马克·吐温警告说，如果不结束这种罪恶的租界制度，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人，中国人民迟早会起来作殊死斗争，把洋人全部赶走。

　　租界制度的始作俑者是英帝国主义者。他们根据强迫清朝廷于1842年签订的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除了取得两千一百万银元的“赔款”和割据香港以外，还获得“五口通商”的权利。1845年，又据此条约签订《上海租地章程》，在上海建立了英租界。1849年，法国“不甘落后”，在上海建立法租界。以后，天津、汉口、九江也相继冒出了“租界”这种国中之国。

　　打开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真是血泪斑斑，不堪回首。史书上接连不断地记载着战败、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法、日、俄、德等帝国主义狼犬把东方巨龙撕咬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是，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风起云涌、前赴后继地展开了殊死斗争。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等人民革命运动一浪又一浪，掀起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怒潮。1900（庚子）年，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员们用血肉之躯面对洋枪洋炮，顽强战斗、宁死不屈，其英勇壮烈之举、可歌可泣。当年，侵略者以一些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被杀害为由，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组成十万人的“八国联军”，攻占津、京、山海关及山西等地；帝俄更单独调骑兵十七万攻占东北，企图吞并东三省。清政府不得已，于1901年9月7日签订了屈膝投降的《辛丑条约》。对方除八国以外，还增了西、荷、比三国来分一杯羹。条约规定我国赔款银九亿八千余万两（史称“庚子赔款”）；拆毁大沽炮台；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各国的道歉等等。

　　帝国主义侵略者大获全胜，中国人民处于越来越悲惨的境地之际，有谁会为我们哪怕是说一句公道话呢？有，那就是当时已誉满美欧各国的文学大师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当时已六十五岁，早已功成名就，德高望重，本可以赏心乐事，息影田园。如果他不屑于像其他“爱国者”那样，支持政府对外扩张，派兵远征，尽可以闭口不谈国事，一心只搞文学。然而不，他“吾爱吾国，更爱真理”。六十岁时，他为了还清债务，去大洋洲、非洲和欧洲长途旅行，演讲、朗诵、撰稿以筹款。知道中国在受到列强百般欺凌的时候，他难抑激愤之情，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抨击帝国主义，仿佛他是一个中国人。1900年8月12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前一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同情中国人。他们一直受着高踞君位的欧洲强盗的欺凌，我希望他们能把外国人全都赶出去，永远把他们拒于门外。”1900年10月6日，他返回美国之前，在伦敦接见纽约《世界报》记者，表示反对美国同其他侵略者串通一气：“我不知道我们的人民对于我们自己在地球上到处扩张是同意还是反对。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将感到遗憾……在中国，没有我们的事，就像在任何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没有我们的事一样。”他乘船回国，一下码头就声明自己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不久之后，他参加了反帝同盟。11月23日，他发表演说：“洋人们在中国的国土上只是惹是生非，中国为什么不应摆脱他们？如果他们都滚回去了，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将是怎样一个幸福的地方啊！我们不许中国人到这儿来，那我必须严正指出，我们应该懂得让中国决定谁可以到那儿去……外国人从不需要华人，中国人也从来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我无论何时都站在义和团一边。义和团是爱国者……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坚定地需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祖国，我也是一个义和团员……”

　　1900年12月13日，马克·吐温主持一名叫做温斯顿·丘吉尔的英国记者的演讲会。这位记者就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赫赫有名的英国首相。当时他要讲的是英国在南非与布尔人的战争。马克·吐温深知这位先生的大英帝国主义的立场鲜明而又坚定，对殖民地人民没有好感，便借此机会尖刻地讽刺丘吉尔，说英美是亲戚，在犯罪方面也是亲戚。丘吉尔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这样是再和谐也没有了，结果就生出像丘吉尔这样的“完人”。还说：“看看美国吧，它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只要他出得起五十美元的入境费。不过中国人除外。美国站起来到处保卫人权，甚至去帮助中国人，让他们放外人免费入境……英国呢，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土，它在门户开放方面做得又是多么无私啊！”

　　1900年除夕，马克·吐温写了一封公开信，愤怒而严厉地指责英美两国的大人物：“麦金莱的战争与张伯伦的战争一样无耻，但愿公众能把这两个歹徒都用私刑处死。”麦金莱（1843—1901），美国第二十五届总统，任内曾发动美西战争，吞并夏威夷岛，侵占菲列宾，派兵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901年遇刺身亡。张伯伦（1836—1914），英国殖民大臣，发动英布战争，积极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其子内维尔·张伯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对希特勒实行所谓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倒台后由丘吉尔接任。

　　1901年2月，《北美评论》上发表，后来又由反帝同盟出版了马克·吐温的《致坐在黑暗中的人》。这篇文章被称为“反帝文学的代表作”，是投向国际上帝国主义分子的重磅炸弹。他的朋友曾劝他不要发表，免遭麻烦。《北美评论》主编豪威尔斯劝他先去上吊，免得被别人吊死。当然，这只是一句马克·吐温式的玩笑话。文章指出：整个教会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满口道德仁爱，把中国人、布尔人、菲列宾人等等看作坐在黑暗中的愚昧无知的人，说要赐予他们以“文明”，实际上他们杀人，掠夺成性，给这些人带来深重的灾难。他们口口声声自由、平等、“保护弱小”等等，“不过是一种外表，看上去笑脸迎人，十分漂亮，颇能吸引人”，然而结果却是使别人失去自由、平等、土地、钱财。“坐在黑暗中的人”是用自己的自由、主权和土地换取西方的“文明”。文章揭露：“德国有两个传教士在山东被杀死了，德国为了这两个人竟然索取每人十万美元的代价，外加十二英里土地。”德皇的要求是满足了，然而给中国“坐在黑暗中的人”留下了恶劣印象。他们会思考：“我们能买得起这种文明吗？中国有富人，他们或许买得起。可负担却偏偏不落在他们身上，而落在山东农民身上。山东农民每天不过挣四文钱，却要付这么一大笔款子。这种文明难道比我们的好，比我们的神圣、高贵、高尚吗？”“接着俄国沙皇又夺走了满洲里，偷袭村庄，杀死无数无辜的农民，把尸体投满了江河。这使中国人又大为震惊：‘这难道又是一个文明的强国吗？……难道我们只能接受文明，把我们自己降到他们那种文明的水平吗？’”

　　文章发表以后，果然激怒了帝国主义分子，遭到一些报刊的围攻，咒骂马克·吐温“叛国”。但是另一方面，反帝阵线则一致欢呼。当然，我们中国人民当时如果读到这篇义正词严、痛快淋漓的反帝檄文也会为之大声喝彩的。即使现在，距这篇文章发表百年之后，我们读来，仍然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马克·吐温这位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良心，那些年，他身在太平洋彼岸，在我们几万万受苦受难的同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热情地支持我们，始终不渝地为我们辩护，为我们与反动势力战斗，怎能不使我们感动！

　　马克·吐温从未到过中国，但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知心朋友。2010年将是他逝世一百周年，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他树碑立像，请他的灵魂到中国来。他的塑像是否就立在八国联军刺伤我们的心脏的地方？让我们永志不忘，让我们记住过去的耻辱和故人，更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这位伟大的朋友。

　　（吴钧陶：上海市常熟路100弄2号102室，邮编：20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