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史铁生离开的消息，连续几天，仿佛总是置身于与他相关的片断之中。1988年5月，我当时所在的电影厂派我到北京联系作者，《人民文学》的向前大姐介绍我认识了李陀，有一天上午，李陀带我到雍和宫大街26号。临街的木门，平房，史铁生就在里面的轮椅上。前后来了两拨人，铁生举着一只大号的可乐瓶子，前后穿梭，亲手给每位朋友倒上可乐，他把轮椅转得飞快，笑容灿烂。那次聊了什么呢？我记得的，有老鬼的《血色黄昏》，还有他与别人合作的电影剧本。   
    之后又自己去了几次，因为近，几乎是拔腿就到了。我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连车都不用坐。
 
 
    每次都有别的朋友，我听他们聊天，并不插话。只有一次，没有别的人，我说我推你出门散散步吧，他说好。我把他推到了地坛门口，已经是七月，天已热，我买了两根冰棍，一人一根，吃完冰棍我就把他推回去了，因为天太热，还有些闷，出汗。

    1996年6月，一伙人要到瑞典参加一个名为“沟通”的文学会议，那时候出国很难，我办的是因私出境，需要有经济担保。我决定放弃。正巧陈村从上海来，我陪他去看铁生，铁生刚买了一辆电动轮椅，性能不错，他在屋子里前进，倒退，绕弯，很是兴致。之后他挪到旧轮椅上，让陈村和我也在新轮椅上试试，动这个——前进，扳那个——倒退，他得意地指点我们，就像一个与朋友分享新玩具的大男孩。完了他说为什么不去（瑞典）？出去玩玩多好，他告诉我可以“自我担保”，即借上四千美金存到自己的存折上，让银行开证明就行。临动身他又特意打来电话，叮嘱我一定要多带一双鞋，万一在瑞典鞋子坏了，在那边买一双可就太贵了。在瑞典十几天，我没有帮希米照顾上铁生，倒是希米，看我冷，把她的毛衣让给我穿。

    在我心中，铁生是朋友，更是圣者。所以2005年四月，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主办方问我希望由谁颁奖，我说当然是史铁生，但我不忍心。他们替我请了史铁生，没想到，这次差点闯出大祸。在颁奖前一天的晚上铁生突然发烧，半夜去急诊，第二天就不应该出门了。但他不愿意让我失望，第二天发着烧到文学馆为我颁奖。他安慰我说，不要紧，只是感冒发烧，已经快好了。我信以为真。到了晚上打电话问情况，家里一直没人接电话。次日早上，希米怕我担心，来电话说，昨晚又去急诊了。她这才告诉我，铁生不是一般感冒，而是高钾，血液里钾的含量高，细胞会破裂，引起肌肉收缩。昨天回家后铁生觉得手麻，决定立即急诊。他血里的钾是6.3，若到了7，就会引起心脏骤停，很危险。希米说运气很好，真顺利，正好是一位主任值班，做了紧急透析，已经没事了。我有点儿不信，抱了一捧百合花赶到水碓子，看到铁生安详地坐在客厅里，他背后墙上那匹马也是安详的。

    去年听说他病重，一直悬心。却不敢去看。直到听刘庆邦说他去看过了，才敢去。带点什么去呢？红烧肉。十四年前在瑞典，铁生到他的朋友家做客，他曾把红烧肉带回住地给大伙儿吃，他那个兴高采烈劲儿至今历历在目。2010年三月，朝阳医院呼吸科病房，铁生的手温热而有力，他还能看杂志！床边放着一本新出刊的《天涯》，而他的笑容也如22年前的1988年，灿烂，光明。他为我介绍在场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四中的数学老师，另一位，远道从云南来，准备为他施行拔罐。铁生的病床边有一张长沙发，希米日夜陪着，夜里就睡在沙发上。铁生说：我们家是里里外外一条腿。希米说：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是啊，铁生的气色不错，说话的声音也存着元气，我总愿意相信，他的身体和22年前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我就要去开他的追思会了。“最后一次聚会”，希米短信嘱，“不要花圈和挽联，可带漂亮的鲜花，请穿漂亮的衣服”。我念叨着这两句话，到花店订了49支红玫瑰。按照乡下人的说法，灵魂要低徊七七四十九天，过了四十九天，灵魂就要飞升了。愿四十九天中的每一天，他都能看到我的心意。

    然后，在七九八的追思现场我拿到了一张黑色的卡片，美丽的纯黑，金色的笔，我要告诉铁生的太多了。我没有告诉过他，曾经梦到过他站起来。这类梦不稀奇，许多人都做过，我的那个是这样的：在一个阁楼，有一张方桌，大家围坐在方桌旁，铁生站起来说，那我先下去了。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坐过轮椅，站起来就走下了楼梯，一点都不费劲。

    我也一直没有告诉他，他的文字对我的启示，我要抄录一段吗？这一段：我不认为我可以塑造任何完整或丰满的人物……我经过他们而已。我在我的生命旅程中经过他们，从一个角度张望他们，在一个片刻与他们交谈，在某个地点同他们接近，然后与他们长久分离……黑色的卡片只有巴掌大小，我只写了八个字，然后，用一支玫瑰把它别到了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