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宏伟目标，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文化是血脉、灵魂和生命之链。文化之繁荣关乎一个民族素质的全面提升。

　　文学无疑是文化领域里的重中之重，也可以说是各类艺术形式之母。它的导引、教育、启迪、审美等功能，更多地发生在潜移默化之中，上善若水，滋润万物。中国文学对内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外主张维护世界文学的多样性。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选择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权利，要看某种文化与文学是否适合于自己，也只有自己才有发言权，如鱼择水，如鸟投林，归依自明。中国文学把握自己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命运，努力创造光昌流丽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及民族特色鲜明而为民众接受与满意的标志性精品，自然是文学家的神圣职责。

　　跨文化对话警惕“泡沫性”和“仿制性”心态

　　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学术界，人们都喜欢谈论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文化/文明的异质性或不可通约是客观存在，本身没有冲突，冲突的其实是对文化/文明的价值判断。

　　这些年，我们开始重视跨文化的对话，深入对话后就会发现，如果彻底瓦解自己的知识结构而迁就对方的知识结构，我们要患上中国文化的“失语症”；也悟到，强调交流不仅是认识别的文明，更是重新认识自己。今天，一些有悟性的作家、学者，从“走向西方”又“回到东方”；曾前卫的作家，也开始给“李白、柳宗元‘打一个电话’”。遗憾的是，仍有不少人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显出心态上的膨胀，呈现一种“泡沫性”和“仿制性”。所谓“泡沫性”，就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无限放大；所谓 “仿制性”，就是对西方的表达方式亦步亦趋。两种倾向均不可取。

　　在此情况下，讨论“全球化”和“民族性”的关系，的确关系到今日中国文化与文学之走向。但就目前而言，两者“统一”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因为事实上，今日之中国文学，离不开“西化”和“化西”的两难命题。中国当代文学究竟要不要择取人文性资源和运用本土化策略的问题，应从理论的角度提出来。

　　任何文学创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于资源的汇聚、选择、利用和转化。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其实拥有丰富的人文性资源，传统的理性智能与感性信息，现实的世态炎凉和鲜活内容，若以审美为中介，足可以帮助我们把共同的、永恒的东西显现出来。

　　优秀人文精神传统应成重要资源

　　在笔者看来，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传统，应成为当今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予以传承、盘活和创造性的转化。

　　中国人注重活出个人样，活得有尊严。为老为释，诗书礼易，汉儒宋贤，程朱陆王，代代所崇尚的，乃是为文道法谋篇，为事格物致知，为民敢歌敢哭，仁、义、礼、智、信五字并言。中国人向往更高的精神自觉——建立在忧患意识之上的实践理性。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庄子曰“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由此，产生了“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的骚怨艺术，产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有亮节的篇章，产生了“国破山河在”的有浩气的诗行，也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作。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崇本息末，中国志士仁人的“无恒产而有恒心”，总以国家民族之盛衰、兴亡为怀，这一不可征服的脊梁，维系着黄土地上万千群类和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突破“舶来”观念，寻找“自身话语”，这对于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十分必要和迫切。对此，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可研讨：一是如何发掘与整理丰富的古典理论资源，由当代意识激活而自铸新词；二是如何探悉属于中国文化母题性质的话语，寻求其“变奏”的规律，重新获取生命力和创造力；三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与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并由此考虑中国人的思维习性与基本品格的当代体现；四是如何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下，通过细读古今名篇，秘响旁通，而获得文学“以小见大”、“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五是如何对超出本土范围的相关性文学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在文化碰撞中“穿越西方中心主义”。

　　在文化与文学界面上，“全球化”浪潮可能造成“同而不和”，而“民族化”追求才能形成“和而不同”。当今世界文化和文学理想的生态文明，需要的正是“和而不同”。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发展的策略，其“走出去”的通行证，不妨用十六个字加以归纳：汲古润今，汲洋润中，深入当代，独辟自立。

　　潜心为文 振采辞林

　　在10年前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始终有一种感时忧国的使命感，近现代也连续不断。感时忧国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深远传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蚌痛成珠”构造了从古到今艺术创造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可以发现，池鱼思故渊，当代已有一批文学家表示出一种朴素的意愿，即应从民族的人文传统中寻找自己创作的基石。在“全球化”文化价值的霸权企图日益被人们识破的情况下，民族性的文化自觉和感时忧国的使命意识已变得越来越迫切，也要求我们承担起维护民族文化的使命。然而当代的现实是，经济领域的专业人士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学者、教授和作家在人文科学中的力量十分薄弱，影响力微乎其微。经济全球化、“后殖民”语境中能成就一大批专业精英人士，产生真正深具人文关怀、“天下为公”的知识阶层则相当困难。这是值得注意的时代性文化病征。

　　此时此刻，文学需要“三拒绝”：拒绝工具理性，拒绝文而不化，拒绝使命感的失落。同时需要“三呼唤”：呼唤人文理性，呼唤重读传统，呼唤民族的自主性和文学的本体论。这就要求我们缔书缘脉继炎黄，感时世再创辉煌；也要求我们为了同一个文化强国的光荣与梦想，同舟共济，共襄大业。

　　文化强国，需要从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催动“文化自强”这三个维度，在不断反思中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就文学界而言，要少唱高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目前的文学界有没有“迷信”？有几种流行的说法可算“迷信”，需要破除。一是“文学边缘说”。客观上文学确实被挤到“边缘”，主观上自叹“边缘人”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其实在“边缘”挺立、发力，并能动地呼应“中心”，是文学家的常态。二是“文学次要说”。在不少地方，人们把经济看得最重，“引资”、“工程”等居于要位，文学仅列末席、无足轻重。其实，文学关涉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能更有深度地影响社会精神和道德风尚。时尚所推崇的“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所宣扬的明星大腕，充其量只是“三分钟娱感”，以文化精神和美学价值而论，不会有什么生命力。所谓文化软实力，归根结底要靠优秀的先进文化引领有器度、有气象的力作。三是“文学狂欢说”。与“边缘”、“次要”异向的是走另一个极端：众神狂欢。五花八门的文学作品，林林总总的文学评奖，搞得热闹非凡，甚至一个并不富裕的城镇，为了造势也玩起什么“全国性大奖”，但结果是“狂欢”一过，风光不再。

　　坦率地说，当下的文学景观是作品铺天盖地，精品寥若晨星。这实际上是繁华遮蔽下的贫困。文学工作者要从种种“迷信”的困扰和功利的诱惑下解放出来，如钱锺书先生所言，“敢云大隐藏人海，且耐清寂读我书”，潜心为文，振采辞林，回到“数年磨一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消费语境中倡导人文精神

　　在市场化意识强烈和读者是“上帝”的今天，文学受影视、传媒、网络的影响与冲击越来越大。也有人预言，再过10年或20年，文学图书面临消亡。我不太相信这种山寨版的“预言”。

　　诚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目前的确面临三重强势话语的压力：“西方”对“东方”，“科技”对“文学”，“消费”对“精神”。但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其传播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能撼动人心的，是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上达，并非“后”“后”又“后后”。文学终究要有特殊、恒久的精神价值和力量。

　　中国是一个文学的国度。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不仅使汉语艺术臻于精美，更把人世间隽永的诗意、人性中美好的情感、苦难命运中闪光的念想，书写并传递给生活在我们这片神州大地上的华夏子民，让文学的高致和艺术的元素渗透到我们栖居的各个角落。优秀的文学作品，以思想、以良心、以情感、以想象，温热着千千万万颗有追求和梦想的心灵。在今天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时候，如果没有了文学的情怀和智慧，缺失了文学的理想和操守，精神的空虚必然随之而来，中国文化中最令人神往的事物和中国人生活中最美妙爽心的意趣，将会黯然失色。因此，在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我们注重文学的功能与价值，既是为了重温它的荣光，更是为了以文学圣洁的形式，来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心灵的高尚以及生命的尊严。文学会让我们的心贴得更近，把目光放得更远。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砥砺奋斗，作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文学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