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每次听到前辈师长的讣闻，我总在国外。在国外的日子总是平静而悠闲的，闲静中听到不幸的消息，会有更深刻的感触和更深长的回思。2002年得知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先生病逝的消息时，我正在韩国，乍闻噩耗，心猛地揪缩起来。对我来说，这实在太突然了。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那么健朗，保持着旺盛的写作势头。难以置信，他就这么弃我们而去了。直到前段时间，高桥良行教授寄来松浦先生逝世纪念文集和厚厚的三卷文集，才让我切实感到，今后只能通过这些文字与先生对话了。

　　我与松浦先生年龄相差很大，平素交往不密，甚至连忘年交也算不上。他的去世之所以让我感到特别悲怆，是因为我认识松浦先生的时间很早，与他似乎有着特殊的缘分。

　　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我就在广西师范大学林焕平先生的指导下翻译日本学者的论著。当时，中文系的资料室里有松浦先生的著作《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中文版《中国诗歌语汇意象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我觉得很稀罕。时值学术恢复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初，外文学术原著还是很少见的，便借回宿舍阅读。近日，我偶然翻出学生时代的读书笔记，见记载读此书的时间始于1983年7月20 日。当时的读后感是：“本书以唐诗中某些语词——意象，如猿声、断肠等为中心，考察其源流演变，并由此揭示出一些有规律性的问题，比如中国诗语的凝固的原因与构成。”

　　松浦先生的研究角度和具体结论让我觉得很新奇，一边读一边就译出了其中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中国诗的性格》与《作为诗语的“怨”与“恨”》。当时，我并不清楚松浦先生的论著在国内是否有翻译介绍，而且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版权意识，也没想到要与作者联系得到翻译许可，便将前一篇译文寄给《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后来发表在1986年第11辑上。如今，从松浦先生的著述年表中得知，我的译文是他论文的第七次中译，我也是他论著的较早译者之一。

　　我初次拜见松浦先生是在1988年。是年3月，松浦先生来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而我也同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不久，他约我去他在勺园的宿舍晤谈。他很客气地接待我这个年轻的后辈，并送给我新发表的论文抽印本。交谈中，他娓娓陈述自己从音步的角度研究诗律的新发现。

　　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歌声韵虽有细致揣摩，但对音节和节奏的探讨却很少，往往漫付以“选言或五或七者，少于五则忧其促，多于七则悲其曼也”（金圣叹语）这样大而化之的解释。近代以来，除了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外，我也没见到其他著作有深入研究。松浦先生说，他的研究着眼于中日两国古典诗歌之比较，参考了当代语言学和物理学的实验结果，可以说明中国古诗为何习用五、七言句的原因。这是非常专业的学术问题，口头阐述不太容易理解。我印象较深的倒是他谈到在李白研究中发现的理论问题时，感叹诗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非常之薄弱。此后不久，他就出版了《韵律的美学——日中诗歌论》和《李白传记论——客寓的诗想》。这两部著作广受学界的重视，国内现已有译本。

　　1990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再次见到松浦先生。那次会议，以莅会学者而论，规格之高怕是空前“绝后”的，周勋初老师后来常这么说。松浦先生作为日本学界有代表性的专家受邀前往，而我那时刚毕业不久，与师兄弟们作为会务组成员列席会议。松浦先生对我们都很客气，在游览扬州平山堂时，很随和地同我们交谈、合影，还对同行的市川桃子教授说：“瞧，他们这么年轻，就是文学博士了！”我知道，日本大学的博士很难取得，通常要到中年，写出厚厚的专著才能申请博士学位。松浦先生是1978年以《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一书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年43岁，这在日本的教授中算早的了，但他自己可能还是觉得晚吧，笑谈中也有许多感慨。他给我的印象是较轻松随和，与独来独往、不苟言笑的兴膳宏先生形成明显的反差。

　　松浦先生研究的问题大多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我没有能力加以评说，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他是一位极其勤奋的学者，其著作量之富在日本同辈学者中罕有俦比。熟悉日本学界的人都知道，许多学者一年只写一两篇论文，到退休时才结集为一部论著。但松浦先生年未及古稀，却撰写了《李白——诗与心象》、《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中国诗歌原论》、《韵律的美学——日中诗歌论》、《李白传记论——客寓的诗想》、《〈万叶集〉之名的双关语——日中诗学札记》、《汉诗——有美存在吗》八部引人注目的专著，还编著了十余种普及读物。

　　多年来，我与松浦先生一直保持通信联络。每逢他著作的中译本出版，我都会收到他的赠书，我也一直将自己的新著寄呈请教。在一些国内或日本的学术会议上，我们也见过面，但在那种场合，除了寒暄之外，无法深入交谈。我与先生最后的联系，应该是在1998年。他寄来新发表的论文《现代诗学的黎明》，评述闻一多早年的诗学著作《律诗底研究》，希望我能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学术界。从他的信中不难看出，他绝非汲汲于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为闻一多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与他类似的看法而惊讶，更为其见解未被学术界注意而遗憾。他的这篇论文，与其说是为自己的研究得到印证而自豪，倒不如说是要表彰闻一多在诗学中被忽略的理论贡献。他的论文和信让我很感动，我立即将其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东方丛刊》2000年第3期上。

　　松浦先生寄给我的最后赠书是2002年1月出版的《汉诗》。是年9月26日，松浦先生在庆应义塾大学医院病逝，享年67岁。古往今来，文人学者的悼词、墓志铭中常有“未尽其才”的叹惋，那除非用于李长吉、黄仲则辈短命天才，否则不过是对碌碌无为的文饰之辞而已。但就松浦先生而言，未尽其才是学界对其一致的感叹和痛惜，病魔过早地带走了这位有创造力的学者。我每翻开松浦先生的追悼纪念集，看着卷首的遗照，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让我恍惚觉得还会再见到他。他的离去是那么轻淡与抽象，而他的存在却又是如此切近和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