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两名中国宪兵押解谷寿夫（中）上刑场，左一张涛。（资料图片）

　　86岁惠州老人张涛亲眼目睹谷寿夫被枪决

　　■新快报记者 邓娟/文 特约摄影 遥远 发自惠州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74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幸采访到一位曾押解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赴刑场的中国士兵。他叫张涛，一位生活在广东惠州的86岁老人。

　　由于年岁已高，他已不能亲口讲述那些往事，但他早年讲给子孙们的故事，即使转述，依旧精彩，深沉。

　　谨以此文纪念在74年前那场大屠杀里受苦受难的中国人。

　　86岁的张涛坐在椅子上，微弓着身子，笑眯眯地听两个儿子谈论他的往事。老人指间的香烟，在广东初冬的寒意中白雾袅袅。

　　“阿爸，你考宪兵学校是哪一年？”“宪兵学校啊，哦……”

　　答不上的老人显得尴尬，然后又默默地听。当目光触到我手中的黑白图片，他才主动插话：“这个就是我咯”，眯着的眼一下子亮了起来。

　　那是一张1947年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赴刑场的照片，两名中国宪兵一左一右押送。谷寿夫右侧的高个宪兵，就是当年22岁的张涛。

　　照片记录的这一幕给他印象之深，即使在有时连儿子都不认识的晚年，他还记得“日本仔谷寿夫”。

　　家乡沦陷：目睹壮丁被虐待他报名当宪兵

　　张涛已经说不清往事，所幸前些年留有回忆手记，儿女们小时也听他讲过不少。

　　“那时没什么娱乐，晚上我小妹负责关好门窗，我们几兄妹就围着他，偷偷听他讲参加国民党宪兵、打日本，也讲老蒋的事。”想起来，三儿子张仁义笑了。

　　张涛考国民党宪兵学校是在1942年，此前他跟父母生活在潮安县。他印象中，1939年夏，日军疯狂轰炸潮汕，人们白天躲到荒郊野外，晚上才敢回城。

　　端午后的一天夜里，张涛正和父母回家，却发现人潮往城外涌，有人好心提醒：“快逃，今天下午三点日本鬼子在汕头登陆，现已进入潮安，不要回去了！”

　　一路全是潮汕的难民，张涛一家随波逐流，最后在河源老隆镇落脚，做小贩谋生。

　　其时国民党规定适龄男子要服兵役，但到地方征兵的人乱拉壮丁，还克扣军粮。张涛想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可看到被虐待的壮丁，又“不寒而栗，心中矛盾”。

　　1942年，他路过镇上小学，见国民党宪兵学校招生的人军容整洁，斯文有礼，遂报名。

    国民党宪兵的地位和待遇高于普通兵种，招生不但要求“陆军甲等体格”，还要高学历。家贫只读到高小的张涛，借来大学指导书苦背。最终百多人里录取的十人，他刚好第十名。

　　从军见闻：美国大兵喝酒闹事，叫声“哈啰”就强吻

　　18岁的张涛离开广东，入读国民政府宪兵学校贵州分校，总校在当时陪都重庆，校长蒋介石曾说：“培养一个宪兵不容易，我宁可牺牲一个连长，也不愿失一个宪兵。”

　　宪兵学校训练严格，不但操练射击、肉搏、野战，还教学战术、法律、文史、地理知识。同学都是知识分子，张涛根据自己的名起了一个字号：承沅。

　　毕业后他分到贵阳宪兵团，每天“忙到惨”，纠察其他部队的风纪，查禁腐败和临阵脱逃，巡逻码头、旅店、戏院、舞厅，防止军人违法乱纪，还负责监察敌情、间谍、汉奸。

　　当时处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贵阳有飞虎队等美国官兵。有的大兵喝醉酒，开吉普车在街上兜风，见了中国姑娘，叫声“哈啰”就强吻。张涛说，这类纠纷都由他们宪兵和美国的“MP”（military policeman，军事警察）处理。

　　1944年，失利于太平洋战场的日军孤注一掷，由广西北犯黔南，意图速决中国大西南战场。年底，独山失陷，张涛所在第一宪兵团也上了战场。

　　前线的残酷，在后来他讲给孩子的故事里，刻骨铭心。二儿子张仁德记得，“他一个战友，跟部队走散，走了几天几夜，见到地上卧倒个人，他累得眼花，说一声‘老兄让个位’，倒头就睡，天亮起来才发现，旁边那个是死人！”

　　押解行刑：挽谷寿夫右臂见证“魔鬼”被枪决

　　日本投降，宪兵团奉令开赴南京，途经长沙望见满城废墟，死尸成排，投降的日本兵却讨好卖乖说“中国兵、日本兵都是好朋友”，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愤怒不已。

　　在南京，他们收管老虎桥监狱的日本要犯。张涛监押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而令他毕生难忘的，是亲手押解1937年12月13日指挥日军攻入南京，发动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赴刑场。

　　谷寿夫行刑这天，1947年4月26日，张涛记忆中南京到处设了收音机和扩音器，公审现场人山人海。“法官对这个魔鬼说，谷寿夫你躲得了吗？杀你124个，也抵偿不了我30万同胞万分之一。你有什么交代，要不要给亲人写信？今天对你宣布死刑！”

　　谷寿夫写完信，由宪兵队洪班长、张涛和另一名宪兵，乘军车押到雨花台刑场。张涛扶住瘫软的谷寿夫右臂，另一名宪兵扶左臂，洪班长手执驳壳枪朝谷寿夫脑后射击，“一枪毙命，击掉门牙两只”。

　　张涛扶谷寿夫的尸体面朝上放置，心里十分解恨，又觉得：“对这个魔鬼还是太优待了！”

    当天，中央电影公司、全市各报社、各照相馆都在现场抢拍，当晚电影院放映实录片，街头橱窗展示放大的行刑照片，题名“魔鬼的下场”。

　　面临抉择：脱掉军服抛江中，回乡甘做老百姓

　　“谷寿夫死的第二年，上面要宪兵队去打淮海战役，他不愿去，转到常州当警长”，二儿子张仁德说：“我爸就是在常州认识了我母亲。”

　　从18岁别了爹娘，7年里张涛通过交通银行汇一万多元回家，此外再无联系。1949年2月，思念父母的他携妻回到惠州，又被当地驻军，保安第三师招去当文书。

　　1949年解放军南下广州，国民党部队连夜撤逃。“部队带着家属从东莞樟木头到深圳，又到了江门，最后准备上战舰撤往海南岛。有人对我父亲说，你只是文职人员，妻子又有孕在身，不如回到父母身边做老百姓。”张涛于是脱掉军服抛入江中，招来渔船，同妻子经澳门、香港返回惠州，摆摊卖生药、香烟维生，大儿子也出生了，他“在这安定平稳生活中，内心非常满足。”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1月寒意料峭的夜晚，一群人冲进张家，张涛莫名其妙：我一个小人物，不偷不抢不赌不骗，犯的什么罪？

　　他等来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以及漫长的羁押和劳役。“以后四清、文革，大大小小的运动，都要拉他出来游街，批斗完还要学习改造，晚上十点半才放回家。”张仁德回忆。

　　张仁德三年级时，学校安排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他走到门口，被红小兵气势汹汹地拦住：“你是黑七类，坏分子的儿子，不准看！”

　　几兄弟受父亲牵连都不能升学，全家被迫住到惠州城六角胡同的公厕边，“处处低人一等，后来下放到农村，还是被人欺负。”

　　“我父亲的性格本来已经够忍耐，不然也活不到今天。”二儿子张仁德说。

　　一辈子和善忍耐的张涛习惯了默默承受，他没有开口抱怨，但是在晚年的回忆稿里，他吐露了祸及家庭、夫妻失和、愧对儿女的深深痛苦。

　　整整35页的手稿，老人悄悄写了好几年。直到6年前，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纸特刊里看到自己押解谷寿夫的照片，确信那段经历不会被批判，他才敢说出来。

　　密密麻麻的“一生简要自传”，张仁义没读完，“但我告诉我儿子，这是爷爷的历史，你应该好好看看，要知道爷爷这辈子是怎么回事。”

　　“他18岁冲着抗日参军，后来也没打过一天内战，他说他对得起祖国，对得起祖宗，也对得起人民，就是对不起家人。他还能有多少时间？他想要的就是一份清白和认可。”张仁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