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福的“小康”

2011年12月22日冬至，26岁的马天驰早早来到位于上海陆家嘴繁华地段的办公室，刚打开电脑，就看到了统计局前一天发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

根据报告，2010年中国人均GDP29992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0046元，小康率80.1%，生活质量方面的实现程度86.4%。

“这些数儿，看着挺幸福的。”在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受托运营部工作的马天驰美国式地耸了耸肩。他坦言自己的月收入税前近1万元，可支配收入约6500元，是全国人均值的7.8倍，但“没觉得变幸福了”。

当被问及作为中产阶层为什么感觉不到生活的良性变化时，马天驰一连串娴熟的喝咖啡动作突然中断，他睁大眼睛问记者：“我也算中产阶层？！”

与此同时，王珊（化名）也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质疑着自己的身份。

39岁的王珊是财经类杂志的高级编辑，丈夫是高级销售人员，全家年收入40万元左右。自9月起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升至3500元，近几次看工资条的心情都被王珊形容为“跌宕起伏”。

“前一阵涨了工资，所以看到最开头的应发工资时，心里就开始算计这个月可以多买些什么东西。可等到看完各种应缴项目后，感觉拿到手的钱比以前还少了，心情一下子从山顶跌到山沟里，刚刚还在脑子里盘算的东西立刻就被否决了。”王珊没法理解有“杀富济贫”作用的税收工具怎么就“杀”到了自己头上。

“我觉得自己不是富人，连中产阶层都不算。”王珊皱着眉头抱怨。

2011年10月，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白领文化”展出的艺术作品“上山下山”。上班族在重压下每天两点一线，过着奔劳的生活，要实现自己的中产梦并非易事。 （majun 东方IC/图）

谁是中产？

国际上，中产阶层的达标线或者用量化的家庭收入来衡量，或者按照职业性质划分。

“中国各地区的收入差异太大，月收入3500元在甘肃算是高收入，但在北上广没法活。中国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界定中产阶层，要按职业划分。”著名社会学者陆学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看来，老师、记者、受过良好教育的公司职员等都算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尽管一个一线城市的老师和一个三线城市的老师收入差距很大，但他们在各自所处的地区享有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等是相似的。

按此划分，马天驰、王珊都是中产阶层，而他们所表现出的无法自我识别，实际上是中国中产阶层的通病。

陆学艺预计，目前全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例为25%，北京的这一比例是36%-38%，成都的是32%-34%。2011年5月，陆在成都发放了2000份调查问卷，其中的问题之一是“你是否是中产阶层”。答案中只有14%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56%的人坚决否认。

类似的调查陆学艺1985年还在日本做过。1980年代初的日本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现在的北上广，人均年收入5000美元。调查中，8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与日本政府当时提出的“1.2亿人口中有1亿中产阶层”的口号吻合。

“这说明当时的日本老百姓对政府扶持中产阶层的政策很满意。”陆学艺说，1980年代初，造就日本“橄榄型社会”的是终身雇佣制（收入稳定增长）和极低的贫富差距（社会财富平均分配）。

夹心层

王珊承认自己是中产阶层5分钟后，开始习惯用“夹心层”来形容自己所处的“新位置”。

尽管没能从收入和职业上完全认可自己的社会位置，她还是在购买力上看出了自己的中产阶层基因。“一个月吃、穿、用、行能花1万块左右”，完全符合政府提倡的以中产阶层为主力，拉动内需。

但对每月预算起削减作用的通常都是来自政府的政策。

“中低等收入的人，从税收到补贴，再到申请政策性住房都受到照顾。高收入的人呢，多收点税、多花点钱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最惨的就是我们这样的，高不成低不就，夹在中间，优惠享受不到，还要挨‘均富砍刀’，多交税，只能削减开支。”王珊说。

实际上，最让王珊畏手畏脚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王珊多年前和丈夫从老家唐山来北京打拼，孩子2000年出生后落户在唐山，在北京上小学，明年六年级。

“听说，交一大笔钱可能也能让他在北京上初中。”虽然知道这个消息并不确切，但王珊还是有了攒钱的念头。

坐在陆家嘴办公室里的“单身贵族”马天驰，同样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月收入近万说出去也挺‘拉风’的吧，可是每个月光扣各种税费，就能少1/3的收入。这里面社保个人要交工资的8%，企业帮交20%。社保算长期投资，每个月收这么多，有必要吗？”马天驰2008年从复旦数学系毕业后进入现在的公司，至今仍会下意识的拿起手边的计算器，用和算盘媲美的声音和速度按出结果，“剩下的6500块钱俗称‘可支配收入’，其实有一半都不可支配。”

大学毕业后，马天驰和另一人在离陆家嘴3站地铁的世纪公园附近合租一套70平米的两居室。因为是1990年代的老房子，租的时间又早，现在的月租是3000元（周围同类房的月租金已涨至4000元）。

“1500块的房租，我再怎么节省，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得1500块。”马天驰手里的计算器上，6500的数字在飞速减少，“我总得和朋友吃饭吧；工作压力这么大，一周平均加班1个晚上，要定期旅游吧；我买不了政策性住房，只能买商品房，还得多存点钱吧……”

看了手里的计算器一眼，马天驰突然停了下来，扯了扯嘴角——计算器上的数字已经是负值了。

马天驰的计划是通过理财，而不是储蓄支撑花销和存款的需要。“存银行也是‘负利率’，我现在主要是把钱交给基金做定投。”说起投资，马天驰自认经历过一些风浪。2006年拿着家里给的5000元本钱进入股市，他一度赚到一万多，但到前年彻底退出股市时，他手里的钱只剩下3000元。

“这大起大落的，我的心脏再年轻也折腾得够呛，可是除了股票，国内也没什么其他好的投资渠道，只能做定投了。”2011年初，马天驰将7万存款分成5份买了5只不同的基金，“平时有钱就往里添点，1年下来大概添了1万。昨天刚查了一下，5只基金现在值7万，今年添进去的1万没了。这个结果我已经非常满意了，躲过了前几天的连续大跌，还跑赢了大盘。”

王珊同样寻找着逃避“负利率”的方法。2011年初，王珊的丈夫用家里的几十万存款做本钱进入了建筑行业，希望能抓住“四万亿”投资的尾巴。

“目前还没回利，而且还在不断地往里添钱。”王珊无奈地说，进了才知道，这行业也必须是有钱有势、知道内情的人才能赚到钱。“又一个马太效应。”

出走？

“中国的投资机会太少。”北京人谭凡（化名）现在是广州一本杂志的主编，“不如去美国，美国房价正低，但美国人没钱买”。

次贷危机3周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萧条。2010年年底，谭的父母卖掉广州万科的房子，带着20万美金在美国经济危机重灾区波士顿买了两套普通住房，一个13万美金，一个7万美金。

“因为很多中产阶层的美国人还不起贷款，或者故意套利、断供等原因，大量普通住房被美国银行收走。银行希望有人能把它们尽快买走，但美国人手里已经没有钱了，我们才能以超低价买到房子。”他说。

2011年初，谭飞往美国，给买来的房子粉刷了墙壁。第二天，房子就被租出去了。两套房子月租金各是1300美金和700美金，都相当于房款的1%，8年半可收回成本。

租房子的很多就是房子曾经的主人。这些美国中下阶层工人因为付不起房贷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但同时可以得到美国政府专门下拨的住房救济金。因为是专款专用，房款甚至不经租住者的手，直接从政府账号划拨到业主的账户。

紧接着，他们一家又买下了3套这样的房子，总共花掉的钱相当于在北京四环附近买一套三房的普通公寓。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付全款，谭向商业银行贷款，银行非常欢迎有人购房，利息只要了4.5%，“如果首套房已全款付清，可以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利息是2.7%，几近贴地。”

“中国的房子不一定会升值，投资回报率也不高，但美国现在的房价绝对是最低谷。北京的朋友一听都蠢蠢欲动，磨刀霍霍地要去美国买房子。”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