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1日，经过延期36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UNFCCC）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以及《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CMP7）终于在南非德班落下帷幕。大会最终通过决议，对《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安排，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

博弈时刻

每年一度的气候大会，除了“气候变暖”，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博弈”。大会上谈判各国各尽其招，各显其能。

加拿大选择先发制人。会议伊始就有加拿大本土媒体透露，加拿大将在2011年底前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早已是很多发达国家避之不及的“紧箍咒”，加拿大早早宣布目的在于与其在大会后期，谈判进入僵持阶段表明立场，承担干扰大会取得实质性成果的罪名，不如尽早地让各方对它不报幻想。

日本主打“苦难牌”，将“悲情”进行到底。谈判中日本几乎不谈减排，用大部分的时间吐苦水，谈其因为地震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故受到的重创，希望得到更多的同情，为大会谈判争取更多空间。

欧盟使出“移花接木”。虽然欧盟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态度是开放的，但在德班欧盟更明确的立场是要推行一个“包括所有国家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最晚在2020年后生效的框架协议”，实质欲将《京都议定书》取而代之。

美国以不变应万变。如果按照对于气候大会的态度来标明一个光谱的话，美国永远站在光谱的最远端，2001年其强行退出《京都议定书》时就可见一斑。美国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得最多的就是“No”、“ 不参加……”、“不承诺……”、“不签署……”。

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是受气候变暖影响最深重的国家，他们急需资金援助，因此他们对德班会议的期望值也最高。

气候大会在最后几天达到高潮，在闭幕会议上，委内瑞拉的代表Claudia Salerno站在椅子上，用力摔着她的桌签，力斥会议罔顾部分发展中国家意见。同时，会议中心的大厅已经被环保激进分子“占领”，他们高喊口号，敦促大会取得实质进展。

中国在行动

气候大会最近几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几乎所有的国家言必谈中国。在德班大会上，这种态势仍在延续。发达国家提中国，无非是要求中国承诺减排，最好还出钱；发展中国家提中国，是谈合作，谈经验，谈共同的立场。无论是哪方面，都证明中国在气候大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及适度的妥协也推动了大会最终协议的达成。

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中国在践行着自己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中国政府是第一个制定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确定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根据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的统计，中国在“十一五”期间GDP能耗降低了约20%，减少了15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同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中国水电的装机容量在世界上是第一，风电在建规模是世界第二。

一张纸双面打印，自带水杯，离开久了关闭电脑屏幕，洗完菜的水用来冲马桶……在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都已经投入到节能减排的行动当中。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德班会议上义正言辞地说：“一些国家，我们不是看你说什么，我们是在看你做什么。一些国家已经做出承诺，但并没有落实承诺，并没有兑现承诺，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讲了20年到现在并没有兑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的，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他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经久的掌声。

客观地看，德班气候大会取得的进展是有限的，它虽然肯定《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且启动绿色气候基金，但如何延续《京都议定书》以及基金来源，如何管理，都还是悬而未决。2011年12月12日，加拿大宣布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似乎又对气候大会的努力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值得庆幸的是，会议没有滑向另一个极端：气候谈判机制的彻底分崩离析。气候大会谈判还在，希望就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公约》)是1992年5月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通过的，同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正式开放签署。《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公约》缔约方作出了许多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每个缔约方都必须定期提交专项报告，其内容必须包含该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并说明为实施《公约》所执行的计划及具体措施。

《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

《公约》由序言及26条正文组成。它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资金和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

自1995年以来，《公约》缔约方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京都议定书》

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

议定书是《公约》的补充，它与《公约》的最主要区别是，《公约》鼓励发达国家减排，而议定书强制要求发达国家减排，具有法律约束力。

议定书需要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之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于2005年2月生效。美国布什政府于2001年3月宣布退出。2011年12月加拿大宣布退出议定书。

议定书对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做出了具体规定，即整体而言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议定书允许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

一、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二、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

三、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

四、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议定书一共规定了６种温室气体，分别是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六氟化硫、氢氟碳化物和全氟化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