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上，伊能静的发现和评论都意外地带给外媒认识中国电影的新视角。

    从1995年参加戛纳电影节，到今天柏林电影节上的形象大使，伊能静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时空上的变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在刚刚落幕的第62届柏林电影节上，台湾女星伊能静以“Shooting Star（猎星项目）国际推广大使”的身份亮相其中。作为该项目首位亚洲推广大使，她操着流利的英语现身电影节的青年论坛、红地毯和颁奖典礼宴上，用她敏锐的触角见证了一个更加年轻、更加政治化和更加关注亚洲电影的柏林电影节。

年轻导演和熟龄演员

　　猎星项目是由同时创办柏林电影节的官方组织欧洲电影推广组织发起的公益项目，旨在推选欧洲有潜力的导演和新人。“由于近些年亚洲电影的市场和票房以及在各类国际电影节上收获的奖项越来越多，才会设置一个亚洲推广大使。”伊能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柏林电影节正变得越来越年轻化，此次影展入选的欧洲电影作品大多来自只拍过一两部作品的青年导演，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柏林电影节已经证明自己在全球电影界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为各地涌现的新人导演、新鲜作品提供展示平台。例如去年的金熊奖获得者伊朗电影《一次别离》，今年柏林的主竞赛单元几位“默默无闻”导演名单——菲律宾导演布里兰特·曼多萨的《猎物》与印尼导演艾迪文的《动物园的明信片》。

　　伊能静在柏林电影节上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入围和获奖的电影导演越来越年轻，而相反，演员则越来越熟龄化，如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梅丽尔·斯特里普和带来导演处女作《血与蜜之地》的安吉丽娜·朱莉都超过35岁。“因为导演们的处女作往往都会闪耀着自己生命的光芒，会讲述自己家乡，父辈的战争、城市的分裂等故事。但当他们拍得多了，就会变得程式化，没有创新，而永远都是新出的绿芽让人感到惊喜。而演员恰巧相反，需要年龄和阅历的历练。安吉丽娜·朱莉也是一样，她年轻的时候也是只拍拍动作片、谋杀片，直到这两年才开始有深刻的电影问世。”

政治是柏林压倒性主题

　　这次跟欧洲电影人和媒体交流，伊能静坦言收获很大。西方媒体的问题也很尖锐，他们好奇为什么中国电影越来越商业化，对此，伊能静的回答颇为谨慎：“中国电影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早先进入国际视野的中国电影呈现的是物质不发达的农工社会文明和文化，电影比较原始、生命力很强，反映人性、权力较量的电影比较多。而商业化电影兴盛也是件好事，这表示经历了快速经济发展的中国也会渴望娱乐和放松的商业电影。成熟的电影市场既需要独立电影同时也需要商业电影。”

　　有别于历史更加悠久的威尼斯和戛纳电影节，政治从一开始就是柏林电影节的压倒性主题。而此届柏林电影节组委会也非常关心“阿拉伯变局”，因此，有观点认为，第62届柏林电影节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政治化，力求反映出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一些地区的人们要求变革的心情。

    在伊能静看来，电影属于个人创作型，表达的是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创作取向。“作者决定了作品的立场，如果我生活在伊朗，遇到同样的政治问题，我肯定要透过我的镜头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柏林影展可以政治化，戛纳影展也可以艺术化或是商业化。”

亚洲女演员把钦慕放在心里

　　关于电影节上的亚洲女演员，欧洲媒体曾有这样的结论：亚洲女演员在电影节上彼此不交流，表现得太有竞争意识。对于这一点伊能静并不赞同，她认为，成熟的东方演员会把对其他女演员的钦慕放在心里，譬如，她曾四次在戛纳电影节上碰到巩俐的作品，巩俐的表演令她非常赞赏，但她并未有机会表达这种钦佩。“我第四次去戛纳时，听到每一个角落都在说章子怡，人们用法语、德语、英语重复一个话题：‘你看过《卧虎藏龙》吗？看了那个女孩吗？她好不可思议。’子怡精湛的表演让人觉得这个角色非她莫属，至今我仍觉得非常骄傲，我很喜欢子怡，但我们也很少有机会见面……当然，不得不承认，欧洲的电影人非常团结，明星们常常作为朋友来捧场。”

　　十几年过去了，伊能静也见证了中国电影人在国际影坛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1995年参加戛纳，跟这次做形象大使，天壤之别。这次，不管是走红地毯还是私下的采访，西方人的友善程度提高了很多，他们完全把你当作一位国际电影人，在红地毯上也会热情地叫你，他们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位中国演员。他们看了很多中国电影，不需要再费力地向他们解释和介绍中国导演和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