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访大西扯邑
老普电话号码变了，家里也没人。回到大西扯邑村民小组采访那天，突然发现那口以前是干涸开裂的大水塘，居然有了一点点塘底的水，虽然不算清澈，也还干净，村民拿竹竿一插，有半尺深。按理今年旱灾已经到了第三年，我们跑的几个乡镇全都发出了“水塘、井全都干枯用完”的感叹。前年来时塘里淤泥太厚，一下雨就渗入裂缝，水根本存不住。3年里，400多口人的村子，60多人走向了遥远的深圳，而前年来时还没有几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打工。村里的副组长李海没有选择外出，因为他的一儿一女还在读初中和小学，虽然学杂费全免，但学校都在离家较远的地方，一个月至少要400块钱的伙食费供给，他没法放心。原来家里的4亩土地产玉米换大米吃，现在债务越来越多，累积欠下了米店1000多元钱，李海已经发出了长吁短叹。
等到老普做客回家，看到正在厨房里用玉米秆生火取暖的我们，吃了一惊。他先是不安地又找凳子又找烟，但很快就绽开了熟悉的笑容。2010年我们离开后，老普在一个月内当选了大西扯邑的村支书。“你们给我带来的好运，多来几次，雨就来了。”自称“几上几下”的老普名叫普庆福，在村委会任职了12年，眼珠乌黑，讲几句普通话就要变回云南话。当年我们希望给大西扯邑尽些绵薄之力，托付老普为村里做点事。老普笑呵呵地说：“用你们的帮助，把那口水塘里的淤泥清干净了，又把水塘旁边的沟渠疏通了，所以一下雨，水塘里就攒了那些水。”现在全村人除了饮用水外，生活全靠这一个大水塘，维持着全村人一个星期洗一次衣服，两个星期洗一次澡。
大西扯邑的村民在村子里唯一的水井旁洗衣
即使是国家对于旱灾的补贴款，也不会直接给现金到村民手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抗旱补助下拨，但到底政府给多少钱，无论李海还是老普都不关心，“因为都是政府换成了水，拉来给我们分了”。钱看起来已经无法解决大西扯邑越来越紧张的生态问题。前年并不能看到那么多巨大的一人多高的仙人掌，现在这样的热带植物长得满地都是。山凹里的这个村庄，几乎最好的耕地都集中在平坦处，四周大山上则是烤烟地和一些零碎的耕地。耕地上的绿色也有不少，但全都是连成一片的杂草和荆棘，有非常低矮的油菜开出了花，看起来漂亮，但却是因为干旱提早开花，已经等同于杂草。遍观田野，没有粮食作物表现出长势，一小片田里的谷子被全部割下来捆在农妇的背篓里，用手一搓穗壳，里面全是空的。“还可以拿来喂猪。”农妇说。
这3年里粮食几乎等于绝收，尽管粮食价格上涨，地里出品的残缺的玉米却没法卖到好价格。烟叶是山地农民最看中的收入，减产了2/3。“而且长出来的烟叶不好了，等级下降，卖不出价格来。”烟叶全都卖掉换钱，老普也改变了以前拿金黄色烟丝卷着抽的习惯，虽然他还是搂着那个光溜溜的大水烟桶，上面插的却是“红河”。老普和李海完全不同，他的儿女都长大出去打工了，儿子和儿媳妇在深圳一家电子元器件厂，儿媳妇做计件一个月工资3400元，儿子管仓库能挣两千八九，对于这个山里人家，已经是足以供给老人、孩子的开销了。“虽然我们遭了旱灾，但儿子两口子却增加了工资。”有钱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面对旱灾。
大西扯邑的村支书普庆福。他的儿女都去深圳打工了
近3年来，每过完年，村里的年轻人就会走掉一些。前年到达大西扯邑，要经过一段土路，路两旁背着孩子的妇女、荒草，被汽车卷起的赤红尘土淹没。现在这些记忆都被崭新的水泥路覆盖了。“我们本来是特别不愿意去远的地方，种烤烟一年也有一二万元收入，全家人够吃就行。”老普是典型的彝族阿哲性格，他对我们说，“我当村支书一个月700块工资，可是我爱喝酒爱抽烟，电话费一个月100多元，摩托车油费，还不够。”他哈哈哈地笑着，一点没觉得苦恼。村里的耕地本来就很少种经济作物，大部分是口粮。烤烟大约有40户人家拥有烟草公司的合同，可以按照计划种植，这些人家的经济优势也已经丧失。李海这样家里堆满木材，只能给烤烟做点周边加工生意的，生活更是没了着落。看到村里在建的房子，以为是谁家发了小财。老普说：“那是你们上次来时就在盖的，到现在还没盖好。”最漂亮的小楼是一个在县里做老师的人家，基层教师待遇提高，“这才是真正的旱涝保收”。李海羡慕地说，他坚持要儿子上学，“成绩还可以”。
大西扯邑的饮用水达到70元/立方米
返贫
虽然所有人都在讲一件事，“有钱买不到水”，连续几日在不同的地方询问水价，得到了相差极大的数字。最高价是李海报出的70元/立方米。大西扯邑的计算方法是这样：“我们翻过一座山就是临县，到那里去取水一趟30公里，自己拉不划算因为油钱太贵，让人家送来可以均摊路费。”其实水的价格是40多元，其他则是路费。到了村里，各家之间像有默契似的不会互相买水。“要买就是70元。”李海搬开自家的水窖，两三米深的窖里有不到1米深的水。“外头买的喝的水，就倒在水窖里存着。”
高价虽然报出，但实际上更多人是联合起来买一车的水，没人会去邻居家买水吃，“还是从外面买划算”。去年他们买水还是30元/立方米的价格，“因为当时附近乡的水塘还有水”。大西扯邑所在的乡叫五山乡，乡长张文军是个年轻人，2010年干旱开始时他当选乡长，“然后就是一年比一年旱”。全乡1.8万多人，张文军说：“因为干旱返贫的已经有1000人以上，所谓返贫，就是年收入少于800元钱的。现在还没有具体统计过。”在张文军这里，更突显的问题是引水工程的无效。“从2009年五山乡就开始引邻乡的宝云水库的水来这里。”2009年云南旱情初现，所有邻居乡村都还互帮互助，共度危机。这个政府投资的引水工程到去年终于完工，但是宝云水库也出现了枯竭，为了自保，邻乡只能给五山乡很少的水。
我们到达的时候正是彝族的祭龙节，村村寨寨轮着天天搞宴席和仪式。这是个拉关系的好机会，张文军挨着村子乡镇去喝酒。“一边喝一边求人家，给我点水吧，当着我的面领导都是好好，但是回头也说困难啊！”张文军所说的求水，是从自己乡里出去的管道，能够无论从哪里买一些水供回来，“我们乡上都不通自来水，所以只能走这个引水管道，再灌车里，给村民运去”。乡里的街道两边，画着像绘文字一样的画符，彝文宣传的计划生育政策。邻近的巡检司镇表面看上去要好一点，这是个因为滇越铁路而发展起来的小镇，明末和法国式的建筑还有留存，因为交通便利，水的价格就低至30元左右1立方米。
误打误撞地从巡检司镇走了3个小时颠簸的土路，到达的另一个古村落也叫西扯邑却带来了意外的感受。去古村西扯邑要经过的路是彻底的没有整修的山间小道，几个小时里没见到一辆车，山里的居民要去几公里外，都要翻山三四个小时。山势陡峭，路面仅容一辆车单行，一侧灌木之下就是悬崖，山谷底部是细得像一条线头似的南盘江。心存怀疑终于到达了位于巡检司镇的彝族西扯邑村。这里不是2010年曾经造访过的地方，而是一个只有100来口人的古老村落。这里没有烟草种植，是纯粹的山地，一点平坦耕地也没有，3年来颗粒无收，没有一个5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人。
太平水库的库存已到历史最低点
中午时分，老人和妇女在村里的古井边上洗衣服，这让来时感到整个山都荒芜一片的我们吃惊。吃水在这里没有遇到问题，村民说：“这口井是30年前重新整过的，但是水源已经冒了不知多少世代。”古井上有一棵大榕树，盘根错节的生在水井盖子顶上，妇女管这叫“龙树，就是祭龙节祭的那个龙”。在村里人看来，龙树就代表龙，代表雨和从没干枯过的老井，“但是我们今年没有祭龙，这水只够吃，不够过节了。男人小孩们磕了头就算”。
“这树有几百年了。”老人突然唱起歌，“幸福生活别样好……”据说是自己作词作曲，见到远方来的汉族客人就唱歌表示感谢和欢迎。因为路途太偏僻，村里的人过去很少出去打工。每家有几亩零星薄田，全靠下雨，人力没法挑水去灌溉，因此也没有产出一粒玉米。他们的选择是年轻人去县城或昆明打工，虽然老人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儿子了，他却努力把一双孙子穿的回力球鞋洗得雪白。“我们只要有水还是要回来的。”因为实在太偏僻遥远，村子又小，整个村子的收入只剩下了打工这一项。“种田是个口粮，现在就是我两个儿子寄钱回来买米吃。”西扯邑因为还有饮用水源，生生不息地流淌。但很明显，村民只有老人、孩子和妇女。
非粮食的增长，烟与葡萄
近两年弥勒根据国家特殊补助政策，将原来全县12万亩左右的烤烟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7万亩。“单产虽然下降，总量却是上升。”烟站站长说。这样的政策保证了弥勒县的财政收入，依然有烟草这一支柱的鼎力支持。农业大县的数字直观得令人惊心，八成粮食用地减至极低产量，绝收的占两成。而作为原本就是少雨地区的红土，原本年降雨在2000毫米以上，2011年全年平均降雨550.1毫米，比2010年同期减少221.1毫米，比2009年减少67.4毫米。2012年初至今全县降雨量为11.3毫米，1月份雨量为11.3毫米，2月份至今未下雨。
现在是农民口中的“小春”时节，正是播种发芽的关键时期。在弥勒的道路上行车，感觉不到云南特有的绿草蓝天，只觉得沙尘暴般白色灰尘弥散空中，汽车必须不断开启雨刷器将玻璃上的土刷掉。路两旁的土房子呈现出沙子般的质地，红色的土壤在烈日照耀下风一吹就飞扬起来。
烤烟的扩大种植面积使原来山地为主的烤烟种植，渐渐向平坦的坝区延伸。同样是不下雨的天气，平坦处总算取水灌溉稍微方便一些。县里共有10个烟站，各自拥有数千户烟农。西山烟站站长说，这几年连续有烟农因为种不下去交回了过去极为抢手的种植烟草合同，或者和平地的耕地进行交换，以种烟收入来挽救农耕损失。种植烤烟是完全按照计划实行，从烟草公司的烟站就可以严格控制，烟农按照合同可以买多少育好的苗，再评级和收购，都是几十年的传统了。作为弥勒的支柱产业，烟站也有意想不到的痛苦。他们的水管已经许久没有开，“取水地越来越远，要到弥勒山脚下的一个水源地去找，还得高价买”。更紧张的是烟站完全被群山包围，那些看上去草木发白的丘陵，到了最最容易着火的季节。“只要你点个纸条扔到空中，就会点燃。现在风也大，这些山看着还有点绿，其实已经干完了，前年冬天一场大火，从山脚到山顶全部烧上去只要两分钟。”站长指着几十米高的山坡说，“我在山下看着消防车给站上的仓库洒水降温，看了3天没合眼，实在太害怕了。”
计划体制下的烤烟种植以外，发展更快的是葡萄种植。弥勒县原有的云南省属农场东风农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柑橘和葡萄的种植基地，90年代柑橘价格下调，东风农场自己的酒厂变更为港资，有了当地的红酒品牌“云南红”，此后弥勒的葡萄在原有的“水晶”等品种上不断增加品种，这几年最高价的鲜食品种能卖到二十五六元/公斤，一般的食用葡萄也有10元以上价格，而酿酒葡萄只有两三元。大酒厂单一定价，并且和农场的承包地签订了合同。“1994到1996年还可以，但是后来价格就被打压得太低了。”东风农场管理局产业发展中心的李国良说，1983年早已把土地承包给了农场职工。“过去人们不愿意包地，后来葡萄成了规模，邻县的都来承包土地，一签几十年，赶都赶不走了。”
李海坐在自家的水窖上
大旱导致的葡萄减产已经明显，但是葡萄的单价却有所上升。农户采用什么方法种植决定了种植效果，有些经济条件好的用大棚和滴灌，明显葡萄架上已经绿意盎然，比起边上干得发红的葡萄架有明显区别。东风农场集中的土地，分散种植，形成了一种灵活方式。问题是东风农场管理有3000多户种植人家，光水井就打了2000多口。“前些年种植户私自打井，我们管着，都给查封掉，现在大旱，没办法了，鼓励打井，谁家打一口井，政府补助1500元。”农场里没走几步就是一个正在下挖的新井，不过三四米开外，就是一口老井。“打井没有个定数，谁打出了水就是谁的，但是打深井费用太高了，私人出1万元左右，也就打个十几米，口径也很小，以前打五六米深的井就出水，现在干了，就再往深挖。”
1958年建设的农场原有非常壮观的水利设施，从山下河水里直接修了水渠，抽水灌溉山坡上几万亩田地。这个水渠以石头建成，平坦处都是敞开式的，流淌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完全弃用。从去年到今年葡萄的种植面积仅东风农场就增加到了3万多亩。“每年都增加，外面私人的葡萄种植园多得无法计算，统计数字全县葡萄增加到了6万亩以上，但是实际数字远远高于统计，估计达到了7万亩。”县农业局龚建华介绍。葡萄用工价格平时80元/天，到了套袋时期200元/天，人力成本增加，葡萄价格提高，虽然干旱导致葡萄减产，但是已经成长起来的种植户却有了更多选择。“现在东风农场3万亩葡萄有一半以上都是卖给出高价又邻近的贵州人。”
旱灾时能做点什么
对于总耕地面积150多万亩的农业县弥勒，旱灾对葡萄的影响不大，因为体制原因，东风农场式的规模化生产早已出现了问题。“过去大酒厂把葡萄全部包下来，一到收购季节各地点设卡，农民不准私自贩卖葡萄，大酒厂也确实全部收购，一开始农民收入还可以保证。但是2001年开始，酒厂即使买了葡萄倒掉，也不让农民自己卖，并且把价格打到极低的程度，农民终于不行了，到2003年就堵不住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小酒厂出现了，他们的出价并不比大酒厂低，而且不会过度压价。”李国良带着我们一路看到都是各种红酒酿造的广告牌，奇特的是一种高达82度的葡萄烈酒，已经成为当地的主打产品。一个小酒庄老板李云飞告诉我们：“只我这一个酒厂，去年有些年景不好，收了500吨葡萄。前年虽然大旱，但是葡萄非常好，收了1000吨。”大酒厂的收购量达到饱和后，葡萄生产就难以被垄断了。葡萄种植户的灌溉虽然成问题，但是自来水只要8元/立方米，每隔一个小时就去开水管看看有水没有，只要放水，比起山村里最低三四十元的起价，这里简直已经是幸福了。
永红村2010年10月建起87个蔬菜大棚，靠滴灌获得好收成
比起因为体制原因形成了规模的葡萄种植，还有完全因为干旱而彻底翻身的个别村子。距离县城不远的永红村算是大片荒凉中独立繁盛起来的地方。龚建华说：“县里耕地条件最好的11万亩的水田，三四万亩改成了玉米地，因为玉米的吸水量小，比较省水。粮食生产肯定是没法保证了，政府鼓励农民种蔬菜。”水稻价格上涨，一亩地的产值比玉米高得多，弥勒自古是好米基地，优质米收购价卖到十二三元/公斤。本地人的生活习惯也是大米为主食。除了葡萄，种蔬菜水果也是保证收入的关键。
黄贵忠54岁，他从闷热的大棚里走出来，一点也看不出大多数农民脸上干旱造成的愁苦。“我是2010年冬天改的，7月份一点没收到稻谷，原来这种的都是优质稻谷，干谷子就卖2元多/公斤，我就把自己的地全铲平了。”永红村56户人家，有37户和黄贵忠同时做了决定，“把地全都铲平只用了两个月，87个蔬菜大棚搞起来也就是两天时间，和旁边这个大水塔一起建起来的”。水塔花了38万元，有大棚的，每个棚交3000元，没有大棚的只交一点。村里干这件事，黄贵忠自认为是带头人，他说：“我贷款4万多元，还借了一些，我就不信了，天都旱成了这样，再等下雨也是没有活路。别人都可以整，我咋整不出。”
水塔下打了200多米深的井，这是方圆范围内一个村子能对水做出的最大努力。但是黄贵忠也很清楚，“据说今年打井都要300米起了，还有要打420米深的井”。所有的村子都在找水，永红村算是占了先机。晚上5个小时，水塔只进水不出水就可以进满，白天边灌溉边进水，足够87个大棚使用。滴灌的管道铺在植物根部，以水压打出细小的水柱，“滴灌是半个小时可以灌好一垄”。一个大棚有4垄，黄贵忠种的是专供麦当劳的西红柿。“是我们第一年先种，几个月就有公司来统一收购，把种子、肥料的型号给我们。”黄贵忠有4个大棚，算是村里的大户了。“贷款我还清了，亲戚的钱还没还清，我买了一辆‘长安之星’。”
黄贵忠的儿子在弥勒县城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就帮父亲干活。而葡萄种植户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最终失去土地生活，越来越多走向城市打工人群的，还是那些赤贫的山村家庭。前年到达时看到的保证整个弥勒县饮用水的最大的太平水库，现在虽然还有一些底部的水，8600万立方米的容量仅剩1/10，已经变成“死库存”，意味着再抽水去用，这个水库就将永远失去蓄水能力。从2009年弥勒旱情一开始时，水利建设就不断进行着，可是把大水库往别处调，小水库互相支援，每个村自己修坝修渠的小工作总体上有8万多项，这些大小工程是为2.45亿立方米水准备的，无奈天不下雨，水窖干涸了1万多口，数十条河流断水，这些工程也就空了下来。从老普家出来已经满天星斗，老普认真地说：“你们来晚了3天，没有祭龙，前年你们赶上了，去年就下了点雨，所以你们还是得来祭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