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圣诞节，华沙的天气简直“烂透了”，不过卖书的摊贩还是早早摆出摊子做生意。在一个小书摊前，基耶洛夫斯基（“红蓝白三部曲”的导演）发现了一本辛波丝卡的诗集。辛波丝卡是他的朋友、“红蓝白三部曲”的译者罗曼·格伦最喜欢的诗人，他决定买一本送给罗曼。“就在胡乱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念和《红》这部电影十分相近。于是我决定自己留下这本诗集。”
基耶洛夫斯基所说的这部诗集，就是辛波丝卡的《开始与结束》。让基耶洛夫斯基“一见钟情”的那首诗，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看似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偶然相遇，一见钟情，仿佛此前从无瓜葛。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可能早已相遇多次，又错失多次。也许在某个街角、某段楼梯，或旋转门转动的一瞬间，他们曾擦肩而过；或者在人群中、在偶尔拨错的电话里，他们曾有过交集，只不过命运弄人，缘分将他们拉近又推a远。“也许在三年前/或者就在上个星期二/有某片叶子旋舞于/肩与肩之间？/有东西掉了又捡起来？/天晓得，也许是那个/消失于童年灌木丛中的球？”这就是典型的辛波丝卡的风格，朴素而又迷离，有很强的命运感，并带有一丝暖意。
人生就是这样，遇到又错失，因缘际会，直到那个“一见钟情”的时刻到来，“每个开始/毕竟都只是续篇”。作为读者，基耶洛夫斯基与辛波丝卡可谓“一见钟情”。他们也许早已相知，却又错失多年，直到读到那首诗，让他怦然心动。
被禁锢的头脑
维斯拉瓦·辛波丝卡 (Wisl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出生于波兰西部小镇布宁，8岁时移居大学城克拉科夫，并终老于此。1945年至1948年间，辛波丝卡就读于克拉科夫著名的亚捷隆大学，修习社会学和波兰文学。这所波兰最古老的大学，校史上最著名的校友包括哥白尼、居里夫人和教皇保罗二世等人。
1945年4月30日，苏军攻占了柏林，结束了“二战”在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役。此时，波兰差不多已成废墟。辛波丝卡就像一只废墟上的夜莺，在波兰解放的时刻开始了自己的初次啼鸣。她发表的第一首诗作题为《我追寻文字》，仿佛是一种命运提示，她从此与文字纠缠一生。
提起克拉科夫，不能不提波兰另一位伟大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华沙劫掠之后，米沃什和一帮作家、艺术家躲到克拉科夫城，在此避难，并与辛波丝卡初次相遇。战争胜利了，经历了战火和流浪之苦的人民回到了家中，自由和民主成为时髦语言。然而米沃什却发现，整个国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相反却被一种憎恨的情绪攫住。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它是由一支外国军队控制的政府。“为政府和民族的婚礼所准备的婚床装饰着民族的象征和旗帜，但从床下却伸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皮靴。”（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虽然当时波兰作家的自由度还是相当大，但谁也不能自由地写作任何有可能对苏联制度构成诽谤的东西。你可以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不能随便言说。说起波兰当时的气氛，米沃什常用一个词来概括：厌恶。“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
辛波丝卡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写诗的。1948年，大学毕业前夕，辛波丝卡的第一本诗集即将付印，然而此时她却发现，她写的那些诗大多已不合时宜。她必须对作品的风格和主题进行全面的修改，以符合新政权的胃口。1952年，她终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她都写了些什么？《无名战士之吻》、《欢呼建设社会主义城市》、《我们的工人谈帝国主义》、《致美国母亲》、《列宁》等等。看看这些诗题，就足以让人羞愧。此后她一直不愿再提这部诗集。在1970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未收录其中的任何一首。
低调和隐喻
1951年初，米沃什在自我“道德责任”的驱迫下，决定与自己的祖国断交，远走巴黎。身处母国的辛波丝卡在自我意识上的觉醒要困难得多。1954年，她的第二部诗集《向自己提问》出版时，里面还有《入党》这种谄媚执政党的诗篇：“党，参加党/就要和党一起行动/就要和党一起思想/就要去实现宏伟的计划/就要和党一起日夜操劳……”当她意识到谄媚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抒情诗的危险之处时，留给她的回旋空间已经很小。1957年，她的第三部诗集《呼唤雪人》出版，政治主题大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开阔的抒情主题，比如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以及一些爱情和神话主题。1962年出版的诗集《盐》，标志着辛波丝卡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她写得更慢，更加小心翼翼，宁可从一粒沙中看世界，宁可“与一块石头交谈”，也不去触及那些重大而危险的主题。
在一个一体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国家写诗，不触碰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没有人能摆脱政治的强吻和拥抱。在辛波丝卡后来的诗集里，政治讽喻色彩有所减弱，她也因其凝练、清澈、悠游从容的诗学风格而被誉为“诗坛莫扎特”。但她并未对强权政治闭目塞听，装聋作哑。因为波兰诗人有一种自近代以来就形成的小传统，那就是既作为母语创造者又作为良知承担者的双重身份。如米沃什所言，作为一个“废墟上的诗人”，他天然就带有一种道德遗产和一颗“黑暗的心”，他被要求讲述他的历史和记忆，他要为大多数人说话。1976年，辛波丝卡的诗集《巨大的数目》出版，第一版一万册在一周内即销售一空。考虑到波兰人口只有三四千万，这个数字绝对堪称“大数目”。此亦可看出辛波丝卡在她的国家受欢迎的程度。
要说话总会面临各种风险。作为一个诗人，首先要警惕极权美学中常有的那种“道德洁癖”，不要因过分的政治因素而最终枯竭和扭曲了自己。波兰几代诗人，都能在这美学的两极之间保持美妙的平衡。这是他们的传统。另一个危险，就是在强权的介入下“被噤声”。博尔赫斯说过，“审查制度是隐喻之母”。在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下，辛波丝卡用以自保的方式无非两条：低调和隐喻。
在1957年出版的诗集里，未到中年的辛波丝卡就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 》：“这里躺着，一个，像逗点般/旧派的女人。她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她长眠，虽然她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她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装饰。/路人啊，请你拿出包里的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丝卡的命运。”米沃什说她是一个“害羞、谦虚”的女诗人，“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她渴望一种隐居的生活，将自己缩成一个逗点，不为人知，不加入任何文学圈子，死后与牛蒡、猫头鹰和几首小诗相伴。她很少在诗作中透露个人信息，虽然有过曲折的爱情生活，经历过两次婚姻，却很少写情诗。即便是写情诗，诗中的“她/他”也往往是抽象的。她隐身其后，以便获得一种“抽象的普遍性”。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辛波丝卡真正为世界所知，始于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外垂青。在此前一年，爱尔兰诗人席默思·希尼刚刚获奖，普遍猜测不大可能再奖给一位诗人。而在当年的候选名单上，呼声最高的是小说家拉什迪、萨拉马戈、奈保尔和旅居美国的汉语诗人北岛。即便是波兰诗人同行，尚有两位同辈诗人鲁热维奇和赫伯特与辛波丝卡并驾齐驱。但惯于爆冷的诺奖委员会偏偏选择了辛波丝卡。他们看中了她什么？“瑞典学院向维斯拉瓦·辛波丝卡致敬，因为她是一种诗歌观点的代表，而且是一位具有不同寻常和坚韧不拔的纯洁性和力量的代表。这种观点就是把诗歌当做对生命的回答，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颁奖词中如是说。在旧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破灭之后，在未来新千年的临界点上，作为一朵“从废墟上开出的花”，辛波丝卡的确可以为人类带来信心、力量和希望。
米沃什算得上是辛波丝卡的伯乐，他参与了诺奖提名。辛波丝卡获奖后，他还特意打来电话庆贺。辛波丝卡正为一个月后的颁奖仪式犯愁：“写篇受奖词真是件难事，这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会提到你。”她后来只字未提米沃什，只是说了说诗人与世界的关系。
诗人与世界是什么关系？辛波丝卡说，诗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太尴尬了，因为写诗无法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当一个诗人在填写履历表时，他不能在“职业”一栏里写上“诗人”。但诗人又的确是为写诗而存在的，如果说教授们有一方讲坛，科学家有一间实验室，诗人要做的无非是面对一张白纸，等待灵感的到来。这就是作为诗人的荒诞。即便如此，依然会有那么多人写诗、爱诗，等待与自己黑暗中的读者“一见钟情”。正如辛波丝卡诗里所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2012年2月1日，辛波丝卡因肺癌在克拉科夫辞世，走完了她88年的精彩人生路。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说，“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她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就在几年前，米沃什也以高龄病逝于克拉科夫，波兰总理马雷克·贝尔卡称颂米沃什是一个“伟大的波兰人”，“他用他的心和笔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展现了残酷的现实，刺痛了我们却引导着我们从善。”
自此，我们头顶的天空又多了一颗明亮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