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认为，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也可能将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30年，如果中国人均收入从目前5000美元提高至16000美元，那么其经济规模就相当于“增加了15个今天的韩国”。报告同时指出，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

　　世行报告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这种现象其实很正常。预测性报告，总是建立在对现实范本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对于现实范本的采样，不可能涵盖一切多样性，而分析模型的确立，又总是基于一定的学术逻辑而来，即使再完整的学术体系，也难以完全折射现实。对照于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立场、利益诉求的多元，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要素的变动，都在增加着不确定性，并影响着研究的结论验证。

　　尽管如此，世行的这份报告，仍然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这特别体现在对中国未来20年将面临的风险提示中。报告认为，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将构成主要的挑战。应该说，所列出的这些风险，并非耸人听闻夸大其辞。

　　经济硬着陆，并非指年内国民经济就会急剧回落，而是在快速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后，经济会突然放缓，从而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按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4283美元，初步登上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这意味着避免掉入陷阱或者“拉美化”，已是越来越迫切的课题。同样，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支撑“人口红利”，以及被过度透支的环境等基础资源，也对此前成功运行的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

　　当然，对于世行提醒的上述风险，并非没有异议。抛开技术层面的学术争议看，世行报告至少从战略层面上发出了警戒：现实和长远的风险要求着经济和社会模型尽早适应。这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经济结构升级、社会管理创新、收入分配改革等来自决策层面的布局，就是针对这些风险的战略应对。这表明的是同样的危机意识。

　　世行报告更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包括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改善财政可持续性；确保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方继续融入全球市场等六大“谏言”。

　　具体看世行提出的这六大战略方向，其实有一些已经列入了国家十二五规划和其他战略规划组合中。比如推动创新和促进绿色发展。而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改进民生，也是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

　　世行六大“谏言”的真正关键，是对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为所有人提供均等机会和财政改革。这恰好点到了社会的敏感点，这些领域也是社会各界寄予改革希望最重的领域。

　　客观地看，在一个多元取向的社会里，利益不同方有利益冲突很正常。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社会和经济面貌一新之外，还带来了这样一个隐形果实，即整个社会和多数成员对于改革具有其他社会少见的适应性。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社会仍然拥有改革的基本力量。与此前改革所不同的，只是如何集聚改革共识，并对现有利益格局进行恰当的甄别和调整——比如，对国企的定性。

　　而这，是世行报告或任何他者所不能替代的，是我们自己必须正面应对和解决的课题。完成这个课题，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