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柏林电影节，是一个提醒：电影原来可以如此直接地谈问题。

2012年柏林电影节国际电影论坛单元一下子选了三部日本纪录片，全是探讨“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核泄漏的，尽管离灾难发生还不到一年。《“3·11”后的朋友们》是老家在仙台的导演岩井俊二在灾后踏上旅程，与致力反核的活动家、专家、记者交谈，回到家乡亲睹浩劫残迹。《核之国》讲双叶町难民的故事，这个1400人的小镇在震灾和核泄漏之后划为无人区，所有人包括镇公所都搬到了250公里之外的一座闲置校园。整个镇子现在生活在一幢四层楼里。

《无人地带》则像是一次散漫而随性的游荡，在事故核电站周边20公里的无人区边缘，导演和摄影师两个人寻访仍然居住着，或常常从避难所回来看自己老房子的人。清理重建工作迟迟难以开展，因为城里人怕核污染，工程供给线建立不起来，不少房屋轻微受损的居民抱怨，还不如让我们自理。

政府在2011年4月22日划定的无人区，界线越清晰，在边缘地带就越显得荒谬。一个居民对着镜头发牢骚：“现在啥也干不了，也不能出海打鱼，20公里范围之外的地方就能去。难道海上还画了道线不成？”

获得评审团大奖的匈牙利竞赛片《只是风声》，属于柏林电影节上最容易看到的那种欧洲艺术电影——描摹文明社会的缝隙里勉强求生的底层边缘人。清洁工玛丽独自供养一儿一女和半瘫的父亲，一家人所在的吉普赛社区最近连续发生种族目的的灭门案；他们也怕，但除了远在加拿大的丈夫答应尽快把他们接过去，他们完全没有别的指望。语不惊人的铺陈，到结局时突然爆发，为影片添加了足够的方法魅力。

加拿大影片《战巫》取景刚果，叛军洗劫村庄，并掠走少年作为壮丁。在与政府军的一场遭遇战里，探路的一队少年除了不到14岁的科莫娜毫发无伤，全部阵亡。科莫娜随即被叛军首领接见，封为战巫。商业电影是不可能在这种背景下来讲述少女情怀和命运的。虽然纯西方式的情节理解失之单薄，又有贩卖生猛暴力的嫌疑，由科莫娜获得最佳女主角银熊奖却是无可厚非。

王全安三临柏林电影节，每次都拿回一头熊，就像连续中彩票一样传奇。《白鹿原》这次得到“最佳艺术贡献”，没什么可挑剔，影片在视听上确实经营有方，十分周正，人物演绎亦属得体。但莫名其妙地，某种价值在时局巨变中支离破碎不堪一击的凄凉宿命感，原著故事里无处不在，电影中却难以感受。更让人无奈的是影片在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了白鹿原镇之后生生切断，以后的故事不再讲述，简直可算是伤残。

意大利导演塔维亚尼兄弟在国际影坛成名，是1977年的《我父我主》获得金棕榈，今年分别在82岁和80岁上获得金熊，真是艺术创作上的寿星。

他们听一个朋友推荐，去罗马的雷碧比亚监狱看囚犯演但丁的《神曲》，囚犯选择了“炼狱篇”中的部分，用各自的方言演出，并不时将诗篇中的情怀比照自己的生活境遇。塔维亚尼兄弟于是请这些囚犯排演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整个过程，拍成纪实风格的剧情片《凯撒必死》。在深牢大狱，一群被“文化”抛出很远的人，却带给观众一种似乎更加纯粹的、真正的“表演”。

待掌声落下，灯光熄灭，演员们又回到囚犯的身份，由看守带回各自的牢房。这几乎是对世间每一个人的比喻：哪个是你的舞台，什么是你的牢房？舞台短暂，你总要回到牢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