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消费文化的积弊日趋显现。碎片化、平面化与易变性成为时代文化的特征，伴随着消费文化起舞的时尚，文学遭受冲击甚至毁损在所难免。
扭转文化快餐化的倾向、促进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文学界、出版界、批评界、读者群共同参与，倡导主体性创作、主体性出版、主体性批评、主体性阅读，四方通力合作，从而形成文化合力。概言之，在观念层面需要认识到位，在操作层面应努力探索四种有效运行的机制。
纾解生存之忧
要避免文化快餐式的文学生产，必须与浮躁的时风保持一定距离，而经济独立是思想独立的重要前提。为有潜力的作家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以纾解其后顾之忧，这是文学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这方面，作家专业机构应承担起主要责任，近年来所倡导的“作家合同制”以展示出制度保障方面的优势。如北京作家协会制定《合同制作家聘任管理条例》，按照分级资助、照顾重点、扶助弱项的方针，以切合需要的方式扶植有价值的文学原创项目，视作品题材、意义、价值的重要程度进行不同等级的资助。尤其是其中的选题合同制，如果作家本人有明确的创作计划，将由作协组织人员评审，获通过者可领取月补，作品由北京市有关出版社出版。相关政策的现实针对性颇为明显。
作为切实的作家经济保障机制，合同制在运作中体现出相当的优越性，成效显著。据《天津日报》2011年2月24日报道中的不完全统计，在天津市作家协会第四届合同制作家签约的两年中，就出版了长篇小说21部，发表中篇小说75部、短篇小说57篇、诗歌310余首、散文随笔520余篇、文学评论96篇。这些作品多数发表在国家级名刊上，并被各种知名选刊转载，不少作品荣获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大奖。
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作家合同制已获得较大成效，但经济保障制度仅限于专业机构的作协是远远不够的。来自政府的扶持力度毕竟有限，还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对此，可借鉴西方创设文学基金会的经验。如成立于18世纪末期的英国皇家文学基金会，是一个冠以“皇家”之名的民间组织，在狄更斯的主持评审下，曾及时资助过不少贫困作家，因而被誉为“在幽暗的文学之海中的一个小小的灯塔”。中国民间文化组织应借鉴相关经验，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成立文学基金会，面向社会各界，以写作项目的形式广泛招标，以吸引更多的文学有志者加盟，打造文学创作的生力军。
倡扬“深度出版”
出版作为一种传承、启迪智慧的文化事业，以文化为本位是出版事业的安身立命之本与核心理念所在。一个健康的社会要重视主体性创作，也应同样重视主体性出版，主体性出版应是一种与“浅俗出版”相对的“深度出版”。当前，“浅俗出版”盛行，出版界充斥着浮躁功利之风，为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出现的浅俗化甚至是低俗化倾向甚嚣尘上。甚或以“国学”之名登堂入室的“文化著作”，也存在历史沉渣泛起的现象，譬如星相算命、阴阳风水之类也被冠以“经典之学”。长此以往，对国民的文化趣味和思想素养的培育极为不利，对社会的文化建设也会产生负面效应。
某种意义上说，当下文学的边缘化不能不说与光怪陆离、炫人耳目的出版物有关，我们不能要求出版界主动放弃市场，但更希望优秀的文学出版人秉持一份对于文学的敬畏和感动，成为文学事业的鼓吹手和守护人。倡导健康的文学出版传播机制，首要任务就是对经典作品大力出版、推广和开发，大到出版规划，小到具体的出版选题，都要能体现出版人的策划力度与创新理念。尽管当代社会教育普及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民众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这就要求我们的出版物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分门别类，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经典进行推介、解读和阐发，使出版界不仅充当文化精品的传输带，更成为文化反思的加速器。
强调批评“介入”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价值再创造活动，其目的在于发现文学作品的价值、阐释文学规律。对于文学创作，批评应进行及时主动的指导和引领，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文学批评应成为文学原创思想的策源地。
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批评者掌握了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却并没有掌握时代的话语权，对于众声喧哗的时代而言，文学批评者声音喑哑，无人知晓，依然是“弱势群体”，所以，为了让真正的文学批评发出声音，我们必须通过各类强势媒体来扶持文学批评家，让他们的声音有可能成为时代的声音，然后通过他们的指示，来理解当代文学成长的精神质地和思想纹路。
文学批评要获得时代认可，形式方面的调整显得颇为重要。文学批评在形式上大多沿用旧有的思想套路、审美规范及理论语言，其批评语言越来越学理化，越来越远离公众的理解力，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学院派批评与面向大众的文学批评之间寻找平衡点，至少使部分文学批评表现出面向公众的亲和力，用活泼的语言来完成与文学写作现实的对接，从而使文学批评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倡导积极有效的作品推介和评价机制，就操作步骤而言，首先，应完善文学新人新作的推介措施。文学批评的一大功能是发现优秀之作，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证明，具有创新性与前瞻性的文学批评往往成为经典作品的孵化器与助推器。而在当代，不断发现和扶持新人新作，将有助于文学事业的推进和繁荣。
其次，应优化各类评奖评优的激励措施。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全国重要文学奖项已开展多年，对全国文学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随着时代背景与文学形态的不断变化，如何弥合精英群体与普罗大众认知上的差别，调和纯文学与通俗文学评判上的分歧，这些都已成为现行评奖机制必须直面的问题。麦家的谍战悬疑小说《暗算》入选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似乎表明了某种评价观念上的松动，但对此截然相对的褒贬却又令人深思。
最后，应推进文学批评平台的建设措施。具体而言，可打造如美国的《纽约书评》、英国的《伦敦书评杂志》等具有专业精神的文学批评阵地，通过5到10年的努力，力推几种在全国产生影响、可作为文学创作风向标的评论刊物。
从“代读”到“自读”
建立面向大众的文学素养涵化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倡导大众阅读文学经典，提升全民的文学素养。经典是历史形成的产物，作为具有指示性意义的精神标杆，代表了所处时代曾达到的精神和思想高度。经典阅读已成为当下一种大众化的文化活动，在央视等强势媒体的推动下，经典进入大部分民众的视野，被唤起热情的人们主动集结在“学术明星”的“代读”之下，在学者的引导中进入经典的世界。
但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经典之“代读”不是终极目标，而只是大众化经典阅读的中间环节。回到公共图书馆，回到“自读”，才是经典阅读的题中之义。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仅有5.2%的18—70周岁民众反映身边举办过阅读活动或阅读节；66.0%的民众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显然，倡导阅读是让民众亲近文学的最主要途径。
作为千百年来经典传播的主要方式，书面阅读自有其恒久的生命力。事实证明，它在想象力激发、判断力培养等思维训练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素养是通过无数个体个性化的阅读、思考和智慧逐步累积而成的，只有学会阅读、思考、批判，才能重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创造力。只有具有文化识别力的民族才可能是希望的民族，这样的时代和民众才可能成为优秀文学作品涌现的坚实土壤。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任何一种机制的独立运行，都不足以对时代全局产生积极影响，必须形成创、传、评、读四位一体的联动机制，齐头并进，最大限度地发挥四大主体的效能，才能最终形成以作者为中心、出版为推手、批评作引导、读者有回馈的文学发展良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