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前中国对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发表主旨演讲，他说：我们不能长期处在产业链低端，而是要逐渐走向中端和高端，这必须有两个重要的东西来推动，一个是科技，一个就是金融。以金融和科技来推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也就是推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他详细阐述说

我们要用金融和科技支持中小微企业，首先是必须发展实体经济。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体经济是我们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载体。在中国，90%以上的中小微企业都是搞实体经济的，没有实体经济作为载体，中小微企业很难得到发展。过去一段时间，实体经济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得很好，成为了世界工厂，对于这一点大家看法很不一致，相当纠结。
在这种背景之下，很多企业包括一些中小企业也开始远离实体经济，希望走一个捷径，比如说搞房地产、搞金融、炒作、投机，这样就使得中国实体经济在发展当中遇到很多瓶颈。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应该重提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问题，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之后得到的沉重教训。
大家知道，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制造业对于GDP贡献度超过30%，过去40年美国大力发展虚拟经济，使制造业对GDP贡献度越来越小。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制造业对于GDP的贡献度才10%，而与此相比，美国金融业对于GDP贡献度超过了30%，房地产业超过了13%。
由于这样的结构，使得美国经济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就业的问题，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十年丢掉了600万个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使得解决就业问题成为整个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奥巴马总统采取了很多措施，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恢复美国的制造业。
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推出7800亿美元的一揽子投资计划，奥巴马特别强调制造业和出口。2009年11月2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经济复苏咨询委员会上表示要增加美国的出口，要降低美国金融业的比例，要发展包括中低端传统产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类型，从而使美国经济建立在岩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沙滩上。
所以，美国在过去几年当中，强调大力发展制造业，而且提出了希望已经走到世界的制造业能够回流，我曾经看到奥巴马和已经去世的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进行过一次对话，当时奥巴马就提出来，希望苹果产品在全球的几十万个工作岗位能够回归美国，当时乔布斯回答奥巴马总统说：如果你能够马上给我三万个工程师，还有几十万个能够接受高于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一倍的美国人，那么，我可以把几十万个就业岗位重新带回美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发展制造业，有人认为，中国制造业可能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制造业回归的重大冲击，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尽快地离开制造业，以回避与西方国家的正面冲突。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要让他们已经走向全球的制造业重新回归是不可能的。
乔布斯和奥巴马的对话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为美国的工资成本已经大大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工资成本，这个工资成本不是一倍、两倍，而是八倍、十倍、十五倍，这一点回转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最近，我看到了中国欧盟商会做的一项调查，他们向在中国投资的500家欧盟企业发了一个问卷表，提出是否希望或者考虑要把中国的投资项目、制造业项目搬回到原来的国家，得到的结果是，80%以上的欧盟投资的企业都认为不考虑，不到20%的企业表示可以考虑回归原来的国家。
之所以这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不可能重新回到本土来搞制造业，是有深刻的市场经济背景。因为虽然中国这几年的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但是总体上来讲还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劳工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转移出来的制造业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产业生态环境。也就是说，他们转移出来的制造业已经在中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完整的供销网络，这是在本土不具备的。
即便是他们想把企业移到越南、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去，这些国家比中国劳工成本低50%～60%，但是，企业不可能转移到那儿去，因为那里没有完整的产业配套系统，没有完整的产品行销系统。所以，劳动力成本并不是企业转移或者回归本土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对这一点我们还是应该解除疑虑的，坚定不移在中国发展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为中国国情之下，继续发展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误解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指责中国出口太多，造成全球经济不平衡。中国国内也有一些疑问，是不是中国真的出口太多了？他们认为中国出口太多了，破坏了中国国内的环境、浪费了中国国内的资源，这样使得中国成为受国际资本剥削的对象，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的出口曾经对中国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必须依靠国外市场，这是因为中国正处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在城镇化过程当中，中国每年都要转移上千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而这些农村劳动力大部分都仅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如果不解决这样转移出来的农民的工作岗位，不能够创造一个好的就业机会，那城镇化就可能成为伪城镇化，也就是说可能会产生农民进城之后一旦失去工作就住在城市里面，形成过去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贫民窟。而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就是因为中国大力推动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应该说城镇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命运。
曾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讲过，21世纪决定全球经济的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科技发展，一个就是中国城镇化，如果中国继续发挥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中国必须推动或继续推动城镇化进程。而推动城镇化前提就是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而发展实体经济，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就是中小微企业。
所以，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坚定不移。当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以来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对于这一点要有正确的认识。一方面要看到，处在产业链低端就是现阶段国情所决定的，是因为大部分农民劳动力是初中、高中文化程度这样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不能长期处在产业链低端，而是要逐渐走向中端和高端，我们必须有两个重要的东西来推动，一个是科技，一个就是金融。以金融和科技来推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也就是推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中国的实体经济是一支具有活力的老虎的话，那么，金融和科技就是这只老虎的两个翅膀。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使金融和科技推动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推动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这只老虎就如虎添翼，就能够在全世界具有更强大的竞争能力。
总之，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要准备沉下心来，继续搞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这是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
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对于大的事情要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在发展实体经济的问题上，在支持中小微企业上，要遵循小平同志的思想，就是紧紧咬住发展实体经济，紧紧咬住发展中小微企业，在这个问题上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这样就能使中国的经济真正建立在岩石上，而不是建立在沙滩上。(本刊记者井华报道 王南海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