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七一五”在武汉背叛革命，邓演达面对这一急变，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等文章，义正辞严地谴责蒋、汪集团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反动行径，愤而出走。从１９２７年秋起，他先后考察了欧、亚十几个国家，了解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于１９３０年春回国。邓演达回国后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立志继续孙中山未完成的事业，要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平民政权。

　　二、邓演达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他对中国社会作了基本正确分析的基础上的

　　他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指出，在经济方面，中国还处在农业手工业阶段中，８０％的人口从事农业，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而农民则缺少土地或没有土地。这种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严重地桎梏着农民。拥有新式工业的城市不多，多数城市只是实行着简单再生产的手工业及半农业城市，产业工人只占总人口的０．５％，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８０％的新式工业，同时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使之不能长成”，中国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无法过渡到一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新阶段”①。

　　在政治方面，邓演达指出，中国的政治组织是封建官僚主义，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蒋介石“具有买办阶级的性格”，与“一切新旧军阀，及满清时代袁世凯时代及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旧势力”②相勾结，在中国实行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统治。

　　在文化方面，邓演达指出，封建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就全国看，“士大夫的礼教、名分的意识支配着社会的大部”③，这是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人民，麻醉人民的工具，也是蒋介石赖以统治的工具。

　　邓演达得出结论：“因此，整个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重支配势力互相勾结，互相依存，“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④，中国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中国社会的性质既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那么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必然是帝国主义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邓演达在其一系列文章中，鲜明地阐述了反帝反蒋的政治主张。

　　邓演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作了多方面的揭露，他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者的基础，虽在它对它本国的生产者并消费者的剥削，但是它的生命却是依存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剥削的。”⑤因此，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争夺中国的市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关税权“为其所限制掌握”，“银行被其垄断，交通运输机关被其独占，矿山为其经营”⑥。同时，邓演达又揭露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政治，“现时的南京，‘文’的一方面是由美国（财政交通）包办的，‘武’的一方面是大部分由德国（陆军）一部分由英国（海军）包办的，而外交的内幕更是由日本及美国、英国左右着。”⑦因此邓演达指出，“要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⑧。

　　尽管邓演达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问题，但在如何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得出了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一致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二大”所制定的最低纲领中明确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革命任务。

　　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政权，也是邓演达反对的主要目标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对蒋介石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出于反革命目的，擅自决定迁都南昌，与当时的武汉革命政权相对抗。邓演达就指出，同蒋介石的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武汉掀起了反蒋斗争的高潮，邓演达领导了这场斗争，井积极主张东征讨蒋，以拯救革命。大革命失败，他临出国前在《告别国民党同志们》一信中，对蒋、汪叛变革命表示极大的愤慨，指出“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准备将尽快回来工作。反映了他要与蒋介石反动政权坚决斗争的决心。在莫斯科，他又与宋庆龄、陈友仁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提出要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平民政权，解救中国人民于黑暗痛苦之中。

　　１９３０年春，邓演达回国后立即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进行推翻蒋介石统治，复兴中国革命的活动。他创办了《革命行动》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对蒋介石新军阀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他把反蒋与反封建相结合，指出，“南京政权继承了几千年传统的封建官僚制度，以买办阶级为核心，以江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