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引起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和繁荣，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①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碰撞、整合。这种多元化夹杂着许多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对党的指导思想构成了挑战，严重冲击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和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使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空前地凸现出来，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多元性的基本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出现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格局。与此相适应，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格局。

　　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造就的传统文化的内核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融各种思想、信念、信条、观点和行为模式为一体，成为几千年来支持庞大的封建帝国体系的政治文化基础。儒家文化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强调个人修养和个人追求，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达到人格的完善；它有着浓厚的民本取向，“民重君轻”、“宗庙之本在于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格言凸现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古代民本思想的经典版本；它强调内圣外王，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抒发了为政者远大的公共抱负。这一切在现代政治文化构成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在民主法治的价值取向中焕发了强大生命力。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传统文化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部分得到了积极扬弃和深刻改造。在功利观上，由重义轻利型向义利并重型转变；在公私观上，由崇公抑私型向公私并重型转变，人的个性得以张扬，独立人格得以实现；在贫富观上，由安贫乐道、平均主义向勤劳致富、勤劳先富转变，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空前强烈，通过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达到先富而成为时尚。

　　二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剧烈碰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文化，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不断扬弃和发展，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传承至今，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正如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述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所弘扬的“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始终是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旗帜。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外来文化精华涌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不良乃至反动的、具有负面影响和破坏作用的文化糟粕。在这种情况下，中外文化产生了持续而激烈的碰撞。鼓噪一时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是典型的代表。“文明冲突论”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立场上，质疑中国儒家文明的积极作用，实际上是否定我国的民族文化，误导民众以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抛弃民族主体意识，接受西方文明的核心——西方价值观。在西方处于强位的“文化霸权”主义高压渗透下，一些人对待外来文化的心态缺乏理性和成熟，把建立在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理想信念、道德观念看得一无是处，进而将中国民族文化归结为落后文化而加以否定。在中外文化交流、激烈碰撞的今天，如何维护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保持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已经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三是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和“科教兴国”战略指导下，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科学技术已被推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我国的科技水平有了长足发展，在某些领域和方面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成为人们的追求，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另一方面，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也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再加上社会转型对人们思想和心理的影响，以及一些非法、反动组织的蒙骗、蛊惑，一些人长期被封建文化所支配，当心理失衡以及遭受疾患打击时，就转向虚无缥缈的异端邪说寻求精神寄托，致使各种封建迷信和愚昧思想又死灰复燃，并同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展开了争夺阵地、争夺群众的斗争。可以预料，这种斗争将会长期存在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四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激烈交锋。在当前我国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居于主体和指导地位。与此并存的，一是大量反映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群体思想观念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国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影响；三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向我国的渗透与和平演变企图。在这种格局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本质要求，也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是当今世界上最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