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也好，人如其文也好，文和人是有关系的。布封说过一句名言：风格即人。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作品的形式是作者人格的外化。“读其书，诵其文，不知其人，可乎?”读者是希望较多地知道作者其人，以便更多地增加对作品的理解的。

    大部分作家是希望被人理解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不很容易达到的境界。人不知，不愠；为人所知呢?是很快慰的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样的旅行是愉快的旅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一人已足，多了更好。
 
    在读者和作家之间搭起一道桥梁，这大概是本书编者最初的用意。这是善良的用意。但是这道桥是不很好搭的。

    书分三部分：作家自白，作家谈作家，评论家谈作家，内容我想也只能是这些了。然而，难。

    作家自白按说是会写得比较真切的。“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个人和自己混了一辈子，总应该能说出个幺二三。然而，人贵有自知之明，亦难得有自知之明。自画像能像梵高一样画出那样深邃的内在的东西的，不多。有个女同志，别人说她的女儿走路很像她，她注意看看女儿走路的样子，说：我走路就是那样难看呀！人总难免照照镜子。我怕头发支楞着，在洗脸梳发之后有时也要照一照。然而，看一眼，只见一个脑袋，加上我家的镜子是一面老镜子，昏昏暗暗，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子。一般人家很少会有芭蕾舞练功厅里能照出金身的那样大的镜子。直到有一次，北京电视大学录了我讲课的相，我看了录相，才知道我是这样的。那样长时间的被“曝光”，我实在有点坐不住：我原来已经老成这样了，而且，很俗气。我曾经被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称谓。“前卫”(这是台湾说法，相当于新潮)、“乡土”、“寻根”、“京味”，都和我有点什么关系。我是个什么作家，连我自己也糊涂了。有人说过我受了老庄的、禅宗的影响，我说我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大一些，曾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说这个话的时候似乎很有点底气，而且有点挑战的味道。但是近二年我对自己手制的帽子有点恍惚，照北京人的说法是“二乎”了：我是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么？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么？

    作家写作家比新闻记者写作家要好一些。记者写专访，大都只是晤谈一两个小时，求其详尽而准确，是强人所难的事。作家写作家，所写的是作家的朋友，至少是熟人。但是即使熟到每天看见，有时也未必准确。有一老爷，见一仆人走过，叫住他，问：“你是谁？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的？”——“小的侍候老爷已经好几年了。”——“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原来此人是一轿夫，老爷逐日所见者唯其背耳。作家写作家，大概还不至于写了被写人的背，但是恐怕也难于全面。中国文学不大重视人物肖像，这跟中国画里的肖像画不发达大概有些关系。《世说新语》品藻人物大都重其神韵，忽其形骸，往往用比喻：水、山、松、、石，空灵则空灵矣，但是不好捉摸。“叔度汪汪”，我始终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作家写作者，能够做到像任伯年画桂馥一样的形神兼备者几希。周作人的《怀废名》写得淡远而亲切，但是他说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我就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我后来在沙滩北大的路上不止一次看见过废名，注意过他的额头，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地方像螳螂。而且也并不很奇古。要说“奇古”，倒是俞平伯有一点。画兽难画狗，画人难画手，习见故耳，作家写作家，也许正因为熟，反而觉得有点难于下笔。下笔了，也不能细致。中国作家还没有细心地观察朋友、描写朋友的习惯，没有那样的耐心，也没有那样的时间。中国作家写作家能够像高尔基写托尔斯泰、写柯罗连科、写契诃夫那样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作家写作家，参考系数究竟有多大，颇可存疑。读者也只好听一半，不听一半。

    评论家写作家可能是会比较客观的，往往也说得很中肯，但也不能做到句句都中肯。昔有人制一谜语：上面上面，下面下面，左边左边，右边右边，不是不是，是了是了！谜底是搔痒。郑板桥曾写过一副对子：“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评论家是会搔到作家的痒处的，但是不容易一下子就搔到，总要说了好多句，其中有一两句“说着”了。我有时看评论家写我的文章，很佩服：我原来是这样的，哪些哪些地方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过；但随即也会疑惑：我是这样的么?评论家的主体意识也是很强的。法郎士在《文学生活》第一卷的序言里说过：“为了真诚坦白，批评家应该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评论家写作家，有时像上海人所说的，是“自说自话”，拿作家来“说事”，表现的其实是评论家自己。有人告诉林斤澜：汪曾祺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斤澜说：“他是说我么?他是说他自己吧。”评论家写作家，我们反过来倒会看到评论家自己，这是很有趣的。于是从评论家的文章中能看到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