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事件的报道在本地铺天盖地，在美国本土的媒体却被指为“选择性失语”。一个事件，一场运动，若放在进行时中观察，似乎难有公正性的评判，不仅利益相关方会各执一词，评判者也会各带倾向，令观者是非莫辨。但放在历史的角度，以几十年数百年的尺度观察，却会简单得多。

在某些人看来，华尔街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是整个西方，乃至最近融入西方经济体系的新兴市场的发动机，其于市场经济的意义无可替代。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拿高薪，那是供求关系使然，是“人才经济”对才能的认可。但须知，在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过程中各部门之间充分竞争，各部门利润相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趋于平均化和均衡化，金融业作为社会分工中的一个行业，本应获得和其他行业同样的社会平均利润。如果说华尔街能拥有更高的利润，也是因为它所处于的美国社会生产水平较高使然：社会平均利润率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但金融业总不应该高于其他行业。有例为证：上世纪70年代，金融业的利润率水平与非金融业利润率还大体相当，其年均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也基本一致。

如果说个别部门一定时期的高利润有其合理性，那首先应该来自行业的创新给消费者带来了远比其利润更多的效用，信息产业即是如此。但金融产业，似乎很难总结出金融家绞尽脑汁创造出的诸如担保债务凭证CDO、信贷违约掉期CDS等衍生品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经济的虚拟化，金融业却脱颖而出，利润率急剧提高。金融业之规模之利润远超其他行业，有统计为证：从1960到1985年，金融业利润占美国国内利润总额比重的平均值只有15.7%，而非金融业利润占国内利润总额比重的平均值为74%。但自此以后，金融业利润比重开始迅速爬升至20%以上，从1986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金融业利润比重的平均值达到25.4%，而非金融业利润比重的平均值则只有58%。相应地，如果将美国危机前所有的金融资产价值都计算在内，未到期虚拟资产总额达到400万亿到500万亿美元，是GDP的30倍。正常情况下，金融业作为社会分工的一个链条，本应与其他行业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可上世纪70年代后，资本过剩，金融业在逐利者的推波助澜下演变成了一个实体经济体外自我循环的“赌场”，金融才俊们的专业技能如同赌场中的千术，外行只有眼花缭乱的份。

金融产品的使命，第一是促进效率改进，其次是抵御风险。华尔街模式，也就是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优越处在于提供充分的刺激，调动各方人等参与股权投资，扶植中小企业。而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加看重抵押品价值，是一个严重偏向大型企业的融资体系。华尔街孵化了信息技术革命，自有其对实体经济的意义。而众多衍生品的出现，帮助投资个体对冲了风险，严密复杂的杠杆设计又似乎给资本世界搭建了一个严密的保护网。可凡事皆有利弊，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体系，充斥了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等风险追逐者，所谓精密的防护网，事后证明蕴含着更为险恶的系统性风险。

即便是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也没有超出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经济人”的范围，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但问题是，美式资本主义发展了数百年，金融业作为古老的行业，动辄百年老店，规模庞大，股权结构高度分散，属于典型的内部人控制，管理层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董事会，董事会沦为金融机构高管的利益同盟。此种状况下高管自定高薪，等于慷股东之慨，侵夺的是股东的利益。而金融机构，其功用如同人体中的心脏和血液，停摆则殃及生命，以至于“大到不能倒”，等于绑架了全体国民。华尔街银行家犯了错误不会受到惩罚，获利则攫为己有，其行为已经超出自担其则的“经济人”了。

秦穆先生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说过一句反问，他说：“哪有一种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能算作好制度？”他指的是汉代的“举孝廉”。起初，这称得上是一个选贤任能的好制度，一改秦以前的官吏世袭制。可若干年后，权贵们互相提挈，官吏与地方势力结合，很快形成地方望族，攫取了举荐制度的红利。在这部对汉唐宋明清五朝制度的研究中，凡所涉及的政治制度，无论机构的设置、赋税还是考试制度，无一不是在旧有的弊端上革新而来，但实施既久，自然又被善于钻营的利益团体利用。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体制，难道就能免俗？